不是所有的历史观点，都能称得上真正的读史汇。 醉中呵壁自语，醒后泪如雨下。年华流逝不必遗憾，只怕少年时的心事，大多在时光里渐渐消磨。——《水调歌头·梁启超》

偶然翻阅梁启超先生的散文集，那字里行间的爱国呼声依旧震耳欲聋，仿佛回荡在耳边久久不能散去。笔者心中暗自感叹：卓如先生，确实是近代最令人敬仰的留学生之一，无论身处何地，心中皆为国为民，问心无愧。

翻开近代史的篇章，映入眼帘的是一部为国家存亡而奋起的历史画卷。书中的主角，多为拥有留学经历的青年才俊：詹天佑、沈寿昌，以及后来如梁启超、陈寅恪、钱学森、鲁迅等人，他们在各自领域皆以卓越之姿贡献于祖国的建设与发展。彼时，清末民初，国家积贫积弱，留学生肩负沉重的家国使命。学业有成之后，他们毅然决然选择回国报效，而非留居海外。有人或许会疑问：面对故土的落后条件，为什么他们不留在国外安享生活，却千方百计踏上归国之路？ 官费留学有严格规定。1872年至1875年，清朝先后派出120名低龄学子远赴欧美求学，他们年龄从十岁至十六岁不等。少小离家，长大归国，清朝严格规定：不准半途而废，不准改变国籍，不准异国另谋出路。同时，留学生皆需登记造册，详细记载学习情况、考试成绩、就读大学、实习工厂及掌握技术特长，以此作为考核标准。学成归国后，依据留学期间的综合表现进行嘉奖或授予官职。不可否认，这批学子的家国情怀浓厚，但严格的制度也让他们别无他路，只能心怀故国，回归祖国。

待遇优厚，直授官职是另一大诱因。能够获得清朝官费留学资格的青年，皆为国内顶尖优等生，即便未参与官费留学，也必将有所作为。清朝为了留住他们，开出的条件极为优厚。1877年批次中，刘步蟾、陈兆翱授职将领，魏瀚授知县，刘芳圃授千总。随后，大量留学生凭自身努力，再获加官进爵的机会。此外，清朝还专门设留学生廷试，由钦差大臣和学部主持，考取学业文凭后直接授官。1908年至1911年间，共举办4次廷试，824名留学生中有799人获得直接入仕资格。封建社会官本位的观念，使得直授官职对留学生具有巨大吸引力。

民国时期，公学的兴起让留学生成为稀缺资源。清末仅是留学大门初启，真正的热潮始于1911年。随后的三十年里，约有十万青年远渡重洋求学。清朝的严格规定已不复存在，但即便在相对宽松的民国环境下，留学生回国率依然很高。作家许地山在《三博士》中写道：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虽略带戏谑，却真实反映民国留学的景象。顾维钧在美求学期间，还未完成论文，就接到袁世凯的电话，回国担任秘书；胡适亦是博士未毕业，便来到北大任教。

用奇货可居形容民国留学生，毫不夸张。公学兴起，大学师资紧缺，拥有留学经历的青年才俊几乎可直通高校任教。北大校园里，二十出头的准博士并不罕见。1916年，美国留学归国者340人，其中102人跻身政界顶尖，其余皆成为各行各业翘楚。他们为近代中国的发展，贡献卓绝，不可磨灭。

百年后的今天，留学依旧炙手可热。然而，现代留学史已与前辈的心路渐行渐远，时不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古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上天赐予天资与稀缺学习资源的人，当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不应徒增世态炎凉，更不应由利人的精英沦为精致的利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