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哲，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1946年，内战一触即发之际，他完成了一次载入史册的特殊护送，后来民间流传的“40天六千里生死路”，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事的根子在盛世才。1930年代他主政新疆，初期亲苏亲共，后来倒向国民党，从1942年开始大肆抓捕在新疆的共产党人。1943年，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被他秘密杀害，剩下的131人被关在新疆监狱，一关就是四年多。这批人里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有张文秋和她的两个女儿刘思齐、邵华，还有不少干部家属和在狱中出生的孩子，老弱妇孺占了一大半，很多人被折磨得一身是病。

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签了《双十协定》，明确约定释放全国政治犯。周恩来专门找到即将赴任西北行营主任的张治中，再三托付他营救这批在新疆的同志。张治中是国民党内的主和派，跟周恩来私交不错，也看不惯盛世才的所作所为，当场就答应了。他顶着蒋介石的犹豫和军统的强烈反对，硬是争取到了释放这批人的许可。

张治中选中了刘亚哲负责全程护送。很多人不知道，1938年刘亚哲在兰州当空军政治指导员的时候，就主动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要求去延安参加革命。谢觉哉觉得他留在国民党内部能发挥更大作用，劝他留下，刘亚哲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他对共产党人一直抱有很深的同情，也愿意担这个天大的风险。张治中临行前特意叮嘱他：“这是护送，不是押送，一定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1946年6月10日，车队从迪化出发。一共10辆美制十轮卡车，配了一个警卫排、一名军医和电讯人员，军统也派了两个特务跟着全程监视。刚出发没几天，就遇上了吐鲁番的酷热，一个在监狱里出生的孩子胡狱燕，因为中暑引发并发症，没来得及救治就夭折了，这是第一个没能走到最后的人。

进入甘肃境内后，又遇上了山洪暴发，两辆卡车被冲进河里，所有行李都被冲走了，随行的张东月也落入湍急的洪水，幸亏他水性好，拼尽全力才爬上岸归队。刘亚哲带着大家在附近的村子休整了两天，重新调配了车辆和物资，没有丢下任何一个人。

就在车队艰难前行的时候，1946年6月26日，中原突围爆发，国共全面内战正式打响。消息传到车队，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沿途全是胡宗南的部队，随时可能翻脸扣人，这次护送随时可能变成一场屠杀。

车队行至彬县时，胡宗南的电报来了，指令车队“不要去西安，直接驶往咸阳招待所”。刘亚哲心里清楚，所谓的“咸阳招待所”根本就是胡宗南关押进步人士的集中营，进去就别想活着出来。当时车上的老病号谢奇光已经烧得昏迷不醒，刘亚哲直接拒绝了胡宗南的命令，以“病人危在旦夕，必须进西安大医院救治”为由，带着车队径直开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胡宗南恼羞成怒，立刻下令把车队扣在西安，不许再往前走一步。这一扣就是7天。张治中在兰州得知消息，急得不行，立刻派自己的秘书张紫葛飞南京，通过宋美龄说服蒋介石。直到7月7日，胡宗南才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极不情愿地放行了车队。

离开西安的第二天，谢奇光还是因为病情过重，在途中离世了。从迪化出发的131人，最终没能全部走到延安。

1946年7月10日，车队终于抵达了国共交界处的吉家村（也叫鸡加村），在这里和前来接应的边区代表完成了交接。第二天，7月11日，剩下的129人正式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七里铺，朱德等中央领导亲自出城迎接。很多人下车的时候，腿都软得站不住，抱着迎接的同志失声痛哭——他们在监狱里熬了四年多，终于回家了。

完成护送任务后，刘亚哲返回新疆复命。1949年，他随陶峙岳在新疆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安徽省政协委员等职，一辈子都很低调，很少跟人提起当年护送的事。

直到很多年后，当年被他护送回来的人陆续写回忆录，这段尘封的历史才被更多人知道。刘亚哲不是共产党员，在那个你死我活的年代，他完全可以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不用担任何风险。但他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守住做人的底线，冒着杀头的危险，救了129条人命。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他们的命运，因为刘亚哲的一次选择，被彻底改变了。历史或许不会给每个人都立碑，但那些在黑暗中守住良知的人，永远不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