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观看一些清朝时期的影视剧时，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描绘满清的大员对着皇帝下跪磕头，自称“奴才”。不过，这种情节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自称“奴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这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格。

清朝入关后，建立了强大的统治，满朝文武之间存在着满官和汉官的区别。整个满清三百年，包括皇帝在内，满人普遍看不起汉人，而汉官在满官面前也常常是低人一等的。尤其是在顺治、康熙和雍正这三朝，八旗子弟即使因口角杀了汉人平民，也根本不用偿命，只会被罚一些银子。到了乾隆时期，情况有所改变，乾隆帝为表现对汉人的重视，规定即使是八旗子弟杀了汉人平民，也需要接受刑罚，比如罚二十杖，关押两年。

在清朝三百年的历史中，满人始终是最尊贵的，排在第一位。满人的旗位按尊贵程度排列是：镶黄旗为最高，其后依次是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正蓝旗、正白旗和镶白旗。清朝入关后，虽然清军中收纳了不少汉人军队并实行了汉八旗制度，但汉八旗的地位明显低于满八旗，类似于附属。尽管如此，在清朝中后期，汉八旗的作战力反而最强，为朝廷的统治提供了稳固的保障。

第二位的是蒙古人，因蒙古与后金联盟并联姻，帮助后金统治了东北，功勋显赫，因此蒙古人也被赋予了较高的地位。蒙古王公有八大类，分别包括：超勇亲王、僧格林沁、阿拉善王等。

第三位是“抬旗的人”。在清朝，抬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下等旗人被提升到上三旗，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皇帝亲信或妃嫔身上。比如雍正五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因为政绩突出，由正蓝旗被抬入正黄旗；乾隆帝宠信的和珅，原本是正红旗，后来也被抬旗进入了正黄旗。另一种情况是包衣抬旗，例如李卫原本只是王府内的包衣，后来得到雍正宠信，抬旗后出任官职。

那么，什么是“奴才”呢？这个词最初是指八旗下面的包衣。根据《满洲实录》的记载，包衣是女真部族的下层成员，或是统治家族收养的非血缘成员，或者是外戚族众。真正的“奴才”身份就是包衣的身份。包衣之下还有贱民，这些人没有任何田产和主人，无论是从事商业、拥有功名，还是担任官职，只要是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就属于贱民。只有获得旗主的恩准，这些贱民才能成为包衣。

在清朝初期，像李士桢这样的人原本是贱民，后来被正白旗佐领李西泉收养，成为义子，最后官至广东巡抚。但是在顺治和康熙面前，李士桢并没有资格自称“奴才”。在清朝，包衣对旗人来说就是“奴才”，但“奴才”一词在朝廷和公共场合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只有在旗人的府中或皇宫大内的太监中，才会使用“奴才”这个称呼。在康熙中期，部分汉官为了拍马屁也自称“奴才”，康熙帝对此并没有制止。

在朝堂上，无论是满官还是汉官，都必须称自己为“臣”，只有在皇帝的私下召见中，某些亲信大臣才有资格自称“奴才”。例如，《康熙起居注》中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腊月十三，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入宫时，口称“奴才”。这时，称“奴才”反而是一种荣誉，代表了满汉之间难以逾越的阶级隔阂。

然而，雍正帝即位后，明确下旨禁止汉官自称“奴才”，认为这种称呼不合体，甚至有些满官在奏折中自称“奴才”也被视为不合适。比如湖广总督杨宗仁在奏折中自称“奴才”，雍正帝就用御笔改正为“臣”。即使是江南总兵这样的大官，若在奏折中自称“奴才”，也会被改正。

至于李卫，他在雍正即位之前是雍王府内的包衣，正是名正言顺的“奴才”。但也有一些特别的人，不管他们地位如何，仍不能称“奴才”。例如，皇亲、八旗旗主以及异姓王，都是不需要称“奴才”的。

这些被尊称为“奴才”的人，其实并不普通，只有在特殊身份和特殊场合下，才能使用这个词。即使是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也没有资格称“奴才”，而琦善这样的人却有资格使用这个词。直到清朝末期，这种身份制度才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