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历史上展现出了顽强的韧性，无论多长时间过去，他们始终坚守最初的目标，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7世纪的彼得大帝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彼得大帝在看到哈巴罗夫带回的《阿穆尔河图》后，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夺取黑龙江流域及其出海口。尽管这一目标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等待，直到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署后，沙俄终于将外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囊中，并获得了黑龙江的出海口。

与此同时，彼得大帝还期望能够在黑海扩展沙俄的势力。然而，黑海的主宰者——奥斯曼土耳其，势力雄厚，沙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其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战争。最终，沙俄逐步收复了奥斯曼土耳其在黑海沿岸的领土。这种持久的耐性与顽强的决心正是俄国民族韧性的体现，尽管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贪婪的元素——长期觊觎他国领土并不被视为高尚行为。

俄国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坚持同样展现了其民族韧性。早在19世纪末，沙俄就提出了所谓的“黄俄计划”，旨在将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包括外蒙古，纳入俄国势力范围。1911年，在沙俄的支持下，外蒙古首次宣布独立，试图摆脱中国的统治。然而，沙俄于1917年崩溃，这一计划也因此中断。中国顺利收回了对外蒙的控制。然而，继承了沙俄遗志的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在数十年后重新点燃了这一目标，并最终促成了外蒙古的独立。

1921年，在苏俄的支持下，外蒙古再次宣布脱离中国的控制，并开始单独运作。尽管当时中国各方力量一致反对，但苏俄的支持使得外蒙古最终能够实现独立，并在1922年与苏俄签署了《苏蒙修好条约》，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建立外交关系。尽管这一行动没有得到国际上的广泛支持，但苏俄坚持单方面推动这一进程。

到了1924年，《中苏协定》正式签订，其中尽管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并同意撤军，但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完全撤离外蒙古，反而加强了军事部署。1924年，苏联再次支持外蒙古的独立，这一举动得到了中国的坚决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逐渐恶化，而外蒙古在苏联的扶持下，进一步发展成为亲俄的国家。

1945年，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对日宣战条件中，明确要求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同年，王世杰代表中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亲自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最终，外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完成了独立，成为一个面积为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是台湾的50多倍。该协议得到了英美的支持，使得外蒙古的独立得到了国际广泛承认。

然而，苏联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动机并非单纯完成沙俄未竟的事业。沙俄希望将外蒙古及长城以北的地区彻底纳入俄罗斯版图，但苏联的战略则有所不同。斯大林认为，外蒙古处于苏联的控制下能够有效地缓解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隐患。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是苏联的生命线，斯大林担心如果外蒙古不在苏联手中，敌人可能会通过外蒙古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因此外蒙古成为了苏联的缓冲区。

然而，随着外蒙古独立后的形势变化，蒙古国在1947年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蒙古国向北塔山发起进攻，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高地成为争夺的焦点。北塔山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还有丰富的水源和矿产资源，对于未来的交通与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面对蒙古的进攻，中国军队及时做出反应，在三团骑兵连连长马希珍的带领下，成功击退了蒙古的进攻。尽管蒙古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国军队凭借不懈的努力赢得了这一战斗，彻底打消了蒙古继续占领北塔山的念头。

这场战斗让苏联意识到，支持外蒙古独立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中国军队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成功保护了边境领土。1948年秋，蒙古军队被迫撤离北塔山，再也没有发动类似的军事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外蒙古的归属问题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但由于外蒙古已经完全成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并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中国在收回外蒙古的议题上遇到了重重阻力。与苏联的多次协商未能取得结果。直到1960年代末，苏联在外蒙古驻军并部署重型武器，准备随时南下，给中国带来战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