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新的考古实证及系统性研究,考古学界、文史界、社科理论界不断梳理和研究长江文明的概念,在长江文明的内涵特征、核心要素、内在联系机制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清晰的理论成果
良渚、上山、三星堆等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国际影响力日趋提升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加强长江文明溯源,总结长江文明的原创性贡献,可进一步阐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长江流域重要遗址不断挖掘、重要考古成果相继问世,学界对于长江文明形成、演进、发展的过程逐渐清晰。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正在校正世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围绕长江沿线重要历史遗迹、文化遗存等展开深入调研。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长江文明不仅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对世界文明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应进一步揭示长江文明溯源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对长江文明研究最新成果加强传播展示。
长江文明溯源拓展了中华文明时空框架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新的考古实证及系统性研究,考古学界、文史界、社科理论界不断梳理和研究“长江文明”的概念,在长江文明的内涵特征、核心要素、内在联系机制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清晰的理论成果。
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逐步扭转我国考古发现的“时差”。黄河流域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等,多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被发现,早于长江流域大多数文化的确认和定名时间。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使全国乃至国际上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较早地认识了黄河文化,并据此提出了诸多在当今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
长江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重大遗迹,则基本发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屈家岭文化发现于1954年;河姆渡文化发现于1973年;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但对其文化特征与类型的确认已到70年代;良渚文化最早被发现于1936年,但其名称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确定下来。
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渐次地将长江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证实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国际上逐步修正认识,开始正视长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梳理了13项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包括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距今约1.8万年前的陶器;1万年前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刷新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历史纪录;浙江良渚遗址将中华文明史上溯至5000多年前。“这些时间节点的考古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实证了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贡献。”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说。
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与阐释串联起“长江文明带”。由于山川分割、河网交织,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在地理上比黄河流域“分割”得更剧烈,此前长江文明溯源研究也以上、中、下游各自的区域研究为主。近年来,各区域如何起源形成、如何相互交融、融入到中华文明大格局中成为长江文明溯源工作的重要课题。
郭伟民说,长江上、中、下游三个区域之间在文化形态、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有很多关联,构建出特色鲜明、逻辑清晰的“长江文明带”。
具体来看,包括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规模最大古城之一的宝墩古城在内,目前同时期的古城在成都平原已经发现9座。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普遍出现夯土城墙合围起来的城市,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说:“多座古城在成都平原陆续发现,表明这一时期长江上游地区同样进入‘城邦林立’的古国时代。”
长江上游地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揭示出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重大文明成果,尤其是相当于商代晚期的祭祀坑,出土青铜器可与同时期的殷墟相媲美。三星堆新发掘6个“祭祀坑”中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表明夏商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就已经相当频繁。
三星堆文化与在四川盆地相继发现的4000多年前的宝墩文化遗存,在制陶、石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生业经济上有明显的延续关系。三星堆古城在继承宝墩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来自长江中游地区、黄河流域等新的文化因素,进入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目前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宫殿区、作坊区、祭祀区、居住区、墓葬区等功能区,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丝绸、象牙、海贝等高等级遗物,这些都是同时期夏商文明常见的要素。
位于长江中游澧阳平原的鸡叫城遗址,考古工作者较完整揭露了一座大型木构建筑——这是一座距今约4700年的大型楼阁式建筑基址,总面积可达630余平方米。高等级建筑与该遗址三重环壕结构、大量炭化谷糠遗存等,共同勾勒出史前人口激增、农业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与复杂化加剧的文明特征。同样位于长江中游的荆门屈家岭遗址,新近发现了距今约5100年至4900年的史前水利系统,同时揭露的“宫殿式”高等级建筑,反映出生产和社会组织调度能力已达到较高水平。这些“长江中游文明的曙光”基于相近的时空、相似的文明形态串联成线,一同丰富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内容,使得文明的形态更具体、更生动,有力地推动了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
获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武汉盘龙城遗址,位于双大河文明交流的地理坐标之上,揭示了夏商文化在长江流域的传播与分布,成为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发展等量齐观的历史见证。
长江下游最重要的良渚遗址持续发掘,尤其是良渚玉器、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为揭示5000多年前的文明实体提供了重要内容,改写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以及融合发展作出贡献。近期在安徽郎溪的磨盘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对其文化发展阶段的中心、边缘的趋势研究,对长江流域的文明模式提供了新认知。
一系列重大成果向世界阐明“长江何以文明”。依据长江流域考古新发现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大众出版物层出不穷。
近三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表相关专著及英文版文章达到近百篇;良渚遗址考古团队多年累计出版10余本专著聚焦良渚文化的成果展示;重庆、四川联合推进“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初步形成巴蜀文化考古框架;2024年9月,湖北发起成立长江文化研究院,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2025年初,湖北大学学报刊登长篇理论文章《长江何以文明:对其内涵与必然性的阐释》;2025年3月,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学术探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各类全流域研讨会不断凝聚学术共识,长江文明溯源研究与传播展示的声量在国内外持续放大。
良渚、上山、三星堆等长江流域早期文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趋提升。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科林·伦福儒编写的《考古学》是世界各国大学考古专业必读书,这本书在他去世前出版了第八版,专门为良渚设了一节内容。
2021 年出土于三星堆 3 号祭祀坑的青铜人头像(左一)和 2022 年出土于三星堆 8 号祭祀坑的青铜人头像(2024 年 12 月 19 日摄) 李贺摄 / 本刊
进一步揭示长江文明溯源的当代价值
当前正处于深化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加强传播展示的机遇期,受访专家建议,深化对长江文明溯源重要历史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揭示长江文明溯源的当代价值。
做好长江文明溯源是强化国家文化认同的现实需要。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聚焦长江流域史前文化,贡献了诸多“中国之最”,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最早的水稻驯化遗存,浙江上山文化时期最早的定居稻作农业聚落,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最早的漆器和独木舟和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最早的城址,将中华文明上溯至6000年、8000年,乃至万年以上,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线索,彰显长江文明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与欧美地区主要由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建构的国家认同不一样,我们是以文化认同建构了国家认同。”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说,对中国来说,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具有根基性叙事意义。
做好长江文明溯源是诠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支撑。受访专家表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加强长江文明溯源,总结长江文明的原创性贡献,可进一步阐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相辅相成。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教授马剑说,长江文明溯源工作强调差异和联系,厘清区域发展的多样性,以及区域间的沟通交融,能够进一步诠释中华文明包容性、统一性等重要特性。这是用一种更加宏大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我们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构建文化认同的理念。
溯源研究依托扎实的考古证明,总结长江文化的“原创性”贡献,揭示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运动过程和科学规律,可增强公众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认知与认同。以稻作文化为例,长江流域稳定的稻作农业支撑了社会发展,培育出由家庭、家族组成的血亲社会组织,成为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力量。长江流域青铜文明是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文明互动融合的突出体现,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
做好长江文明溯源是彰显中华文明世界性贡献的重要举措。长江文明溯源工作对于进一步揭示世界古代文明视野下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学界一般将古埃及、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从地理上归结为“大河文明”,不仅因为这些大河所处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大河流域所形成更大的地理空间,孕育更丰富的物产、更多的人力资源,推动着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黄河和长江完全独立而又并行,这两条流域构成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大河文明中唯一的双大河文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说。
王巍认为,“双大河文明”之间的互动,还体现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各个区域间分别相互联系。当前加强长江文明的溯源研究,既是对“双大河文明”交融的深入探究,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呼应,为破解文明冲突论、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提供实证。
(记者:喻珮 冯源 秦华江 刘美子 张格 唐文豪 周凯 袁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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