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和朱德在指挥渡江战役后，向全国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也就是著名的《约法八章》。在上海，中共地下警委决定将这一文件印成传单，邮寄给全市所有警察系统的巡官以上警员和军统特务，每封传单后都附上一封警告信，明确针对个人，内容直接而具体，尤其是对一些高级人物的警告尤为严厉。

到5月11日，《约法八章》和警告信开始通过邮局陆续送到这些警官手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些信件无声无息地像炸弹一样爆炸，尤其是当时的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也收到了这封警告信。毛森表面冷静，但内心却异常紧张，整夜未眠。

毛森随后在5月24日派人找陆大公，这个曾是他眼中的敌人。令人惊讶的是，毛森不仅没有敌对，反而主动提出让陆大公接替他的职位。那么，陆大公是谁，为什么毛森会有这样的决定呢？

陆大公早年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后曾考入香港大学，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继续学业，选择回上海找工作。他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工作，最终在日军占领上海后被留用，升至总局警备科长。他自嘲说，自己经历了三种不同政权的统治，是“三朝元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上海由国民政府接管，但陆大公在国民党内部并无强大靠山，最终在1948年被调至警员消费合作社，权力大为削弱。

此时，陆大公看到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民生困苦，于是心生疑虑。恰逢与中共地下党有了接触，经过多次思想斗争后，他决定投身起义。1948年底，毛森接任上海警察局局长后，加强了对警察局的控制，并实施白色恐怖，迫使许多潜在的反对力量转向地下。陆大公与中共地下党合作，定期汇报警察局的动态，并接受任务。

然而，不久后毛森发现了杨虎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开始严密调查。在一次面对面谈话中，毛森警告陆大公：“如果谁与共产党有联系，必须立即交代，否则后果自负。”尽管如此，陆大公并未慌张，反而平静应对。

1949年5月，随着解放军的推进，上海的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决定撤离上海，毛森被指派留守，试图阻挡解放军的进攻。此时，毛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杀掉陆大公，因他熟悉上海局势，若落入共产党之手，必将成为重大的威胁。然而，毛森的秘书应志春提出反对，认为陆大公可以利用，而非杀掉。因此，陆大公暂时逃过一劫。

毛森为避免败露，试图与陆大公建立联系，并邀请他暂时接替局长职务，以协助维持上海的治安。陆大公在地下党的指示下，接受了这一职务，并准备策划起义。很快，他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掌握了义务警察的领导权，并为起义做准备。

在毛森的压力下，陆大公与中共地下党密切合作，并成功策划了起义。最终，5月26日，解放军已占领上海大部分区域，毛森意识到形势已不可逆转，在最后一刻逃离了上海。

5月27日，解放军正式接管上海，陆大公将上海市警察局的印章交给了新的领导，并成为上海市公安局顾问。此时，上海市的解放工作顺利完成。

在随后的日子里，陆大公与时任上海市师长的陈毅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陈毅请他为上海的交通管理提出建议，陆大公为改善城市交通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获得了陈毅的赞赏。陆大公也因此成为新政府的一名重要顾问。

直到1992年，陆大公在上海去世。他在中国历史的洪流中，见证了从旧上海到新上海的巨大变化，亲身经历了上海的动荡与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