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是西方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世纪。它是充斥着战争、暴力与屠杀的时期，堪称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年代。

在20世纪，成千上万的人死于两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斯大林统治下的古拉格、越南战争，以及席卷非洲、高加索、中美洲和巴尔干半岛的内战。虽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对20世纪是否是绝对最暴力的时期存在争议，但无可否认，这个世纪的确是规模空前的暴力时期。

然而，最让人惋惜的是，尽管20世纪是物质上最为丰富的一个世纪，理论上本可以让每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人类却未能摆脱饥饿与病痛。机械化的广泛应用本应让人类摆脱长期以来的劳作重担，却在这一世纪里，技术却被用来进行大规模的杀戮和种种灭绝人性的暴行。

如果让19世纪90年代的人看到今天的情况，他们无法想象事态会如此发展。那个时候，进步的思想占主导，甚至影响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斯坦与罗莎·卢森堡之间关于改良与革命的争论就能反映出这一点。

伯恩斯坦相信，资本主义推动的技术革命会让生活更好，最终资本主义会转变为社会主义。而卢森堡则强烈反对她认为，危机与战争并没有结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才再次想起恩格斯提出的公式：“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阶级斗争到达某个临界点时，若新兴阶级无法获得胜利，文明将退回到野蛮状态。

“野蛮主义”意味着文明的核心运作——如文学、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将遭到破坏，社会将像罗马帝国崩溃时那样倒退。然而，20世纪并非仅仅是人民受难的历史，它也是人民反击的历史。

20世纪见证了资本主义真正成为全球制度的过程。进入20世纪时，全球人口约10亿，其中只有约五千万到一亿人从事工业工作，绝大多数人依旧是农民。而到了世纪末，全球人口增至60亿，其中大约20亿人是工人。各国人民越来越依赖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

虽然可以把20世纪的历史视为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历史，但这些战争和工业化、全球化的资源究竟来自哪里呢？在世纪初，这些资源主要来自对农民的剥削，而到了后期，资源则更多地来自对全球受薪劳工的压榨。所以，了解劳工与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对于理解全球制度至关重要。

从根本上讲，资本家发动战争的原因是为了追求利润，而这种利润正是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获取的。资本家的战争动力，往往是通过加剧对劳动的剥削来推动的。而工人阶级的反抗，也成为这个制度的推动力之一。

20世纪的关键时刻，工人为了争取更好生活的斗争，导致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10年到1914年，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工人爆发了罢工潮。美国爆发了著名的“面包与玫瑰”罢工，法国、德国、英国甚至俄国也相继发生了广泛的工人运动。但工人的反抗最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

然而，工人斗争并未停歇。1917年的俄国革命再次点燃了斗争的火焰。随着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席卷全球。1920年，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斗争；1926年，英国发生了工人占领工厂和总罢工的事件；1923年，德国爆发了革命的失败——这为希特勒于1933年获得政权提供了历史背景。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在20世纪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抗争更加激烈，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如1931年西班牙革命、1936年法国的工厂占领，以及美国的工会主义运动，都是工人阶级不断反抗的例证。

工人阶级的历史不仅是工人状况的历史，也是20世纪历史的核心。从30年、50年到80年前，工人阶级展现了对资本的反击能力。在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成功夺取了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控制权。类似的斗争还发生在1920年意大利、1936年法国、1956年匈牙利、1975年葡萄牙和1980年波兰等地，每一次都让统治阶级陷入深深的恐慌。

到了20世纪末，人类面临了两种选择。历史学家艾力·霍布斯鲍在《极端时代》中精准地提出了这一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经济和科技进程所俘虏，颠倒错位……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延续。科技与经济引发的力量足以破坏生态环境，进而摧毁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若人类要拥有一个可以辨识的未来，就不能继续延续过去和现在的模式……失败的代价，即无法改变社会和寻找出路的代价，将是黑暗。”

霍布斯鲍的诊断虽然精准，但并没有提供解决方案。而20世纪工人阶级一再提出的另类出路，虽然屡次被窃取，但这一点却没有被霍布斯鲍充分认识到。这便是20世纪的历史：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看到改变的可能性。

过去的20年，可以看作是“工人权力偏斜”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斗争让许多重要国家震动不已。1979年，伊朗石油工人推翻了沙哈王朝；1980-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揭开了晚期斯大林体制的伪装；1995年，法国工人的反抗震撼了保守政府，使国会的多数席位发生了空前变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在这些事件中并没有真正受益。在伊朗，资产阶级从中获益；在东欧，旧有统治阶级转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在法国，获益的则是复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工人阶级的斗争具有真正的力量，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不足，他们的努力往往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

新阶级的发展，始终在旧有思想和价值体系的框架内进行。只有当他们身处特定条件下，才会走上斗争的道路，并在斗争中形成新的认知方式。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并非总能统一摒弃旧有的观念，这种“觉悟的冲突”成为他们无法跨越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