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主官对部队作战负总责，但政委在实际作战中也会因为军事问题和他们发生争执。有人说政委在土地改革和抗日战争时期有最后否决权，但到了解放战争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1949年11月，随着大西南地区获得解放，上级从指挥体系里抽调18兵团，配合二野主力向西南推进，目标是解放云贵川等地。上级指示18兵团要协同二野主力作战，在二野尚未把敌人退路切断前，18兵团进军要放慢脚步；一旦切断退路，就应加快推进。

18兵团下辖的62军，在军长刘忠和新任政委鲁瑞林的共同指挥下，接到清剿陇南残敌、开辟进入四川道路的任务。三支部队走的是相较平时不常走的外线行军路，途中遇到的困难比打仗本身还要棘手和危险。最终部队进入四川，向广汉方向前进。途中，鲁政委提出要连夜抢占成都，这与刘忠的意见发生了剧烈争执。

刘忠认为：62军虽然克服了路上的险阻，士气高涨，但成都一带的敌人也有十多万之多，只有一个军队是否就能把他们消灭呢？此时，二野主力已经推进到简阳、南江、三台、青神等地，正将敌人压向成都地区，敌人开始出现投降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62军并没有接到上级明确进攻成都的命令。此时敌人纷纷起义，若贸然投入正面作战，可能会影响整盘局势、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还可能带来不可控的风险。既然二野已经在向成都外围收拢，为什么不顺势观察和等待时机再行动，这也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鲁瑞林作为政委，坚持要打成都。对于他来说，这是一名政工干部在军事行动上的主张，但从大局来看，刘忠认为他缺乏全局观念，甚至有点急躁。两人因此产生了紧张的对峙。

鲁瑞林在战争年代长期担任政工主官，也有担任军事主官的经历。解放战争初期，他先后担任太行军区副司令、晋冀鲁豫军区13纵副司令等职，军事与政治工作的时间都较为丰富，后来在大西北解放后才改任62军政委，因此对部队的斗争与组织工作有一定积累。

从大局看，刘忠的判断是对的。18兵团是配合主力作战的部队，四川的局面比较复杂，那里有不少军阀部队，有些是被动起义、有些是主动起义，若强行大规模正面冲击，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战火、造成平民伤亡，也可能撕裂尚未稳定的局势。战争最终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使其投降或改向起义，达到和平解决的效果。

成都战役结束后，敌人里起义、投降、被俘的数量达到二十多万。62军接到命令，对这些起义部队进行改造和整编，整编对象包括溶编的敌军9军、44军，以及宪兵学校等20个番号的部队，合计超过2.2万名士兵。

这段经历也反映出解放战争后期军队内部的协同与制衡——在大局需要时，军事行动与政治工作的结合，往往需要由更高层次的判断来把握，以尽量减少损失、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