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庄圩战事后的回忆，揭示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混乱与指挥失误，也显示出几位将领不同的命运与性格。 前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在他的口述回忆中写道：碾庄圩的炮火渐渐平息，情况已变得极为糟糕。二十五军的军长陈士章从碾庄圩逃回，带来了最坏的消息——黄百韬自尽。文强回忆那一刻，战场上已听不见炮声，许多希望已破灭。 黄百韬自戕，而陈士章却能逃脱。他先跑到陈官庄向杜聿明报告。文强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陈士章则继续逃亡，直到1949年8月在福建永春被捕。关于陈士章是否就是某些文献或影视作品中名字相近的人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士章始终没有真正接受改造：直到1975年，他才与文强一同获得特赦。特赦后，他还坚定要去台湾寻求蒋介石接见，遭到拒绝后不愿回国，最终去了美国。 陈士章的历史并不光彩。他在皖南事变中扮演过可责的角色，被指与方日英有牵连——当年阻击新四军突围的军队，就是以方日英为师长、陈士章为副师长的蒋军四十师。被俘后，陈士章被关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写了一些回忆并发表在若干刊物上。他在文中大肆指责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认为郭的情报报告和指挥害死了黄百韬。 事实上，郭汝瑰的真实身份在相当长时间里并不为外界所知，这也使得许多人无法全面判断他在当时决策中的作用。陈士章在回忆录中把黄百韬的覆没归咎于郭汝瑰，说郭的谎报情报吓蒙了刘峙和邱清泉，导致黄百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文强在回忆中也指出，第七兵团在碾庄圩被歼灭，既有刘峙指挥不力的因素，也有杜聿明调度受限、邱清泉和李弥顾虑重重不愿全力救援的原因。文强回忆说，当杜聿明打电话命令李弥和邱清泉去救援黄百韬时，他就在一旁，亲耳听到两人互相推诿、争论不休。 邱清泉明确拒绝执行命令，理由是他担心抽调兵力会导致自己的正面失守，若敌人突破，徐州全境将不保。李弥也表示，如果邱清泉不出手，他也不会单独派兵；他担心把兵力抽调出去会让自己本就有限的实力更加薄弱。两人互相对比兵力，最终都选择了保全自己，这使得黄百韬的处境更加凶险。

碾庄之战在1948年11月6日爆发。就在两天前，11月4日，刘峙在徐州召开军长以上军官会议，陈士章也在场。会议由郭汝瑰做战情报告。陈士章后来在文章中形容郭的报告像是在吓唬人，讲述了大量夸张或令人恐惧的情报：比如苏联把沈阳兵工厂的机器运走、敌方缴获大量日式武器与炮弹，共军装备充足、即将合围等。这些说法使与会将领心生恐惧、士气动摇。

事实上，邱清泉和李弥离黄百韬更近，且兵力远比孙元良的兵团强大，但郭汝瑰却只建议让实力薄弱的孙元良去救援。这样的建议自然让黄百韬气馁，也给邱清泉、李弥拒绝出兵找到了借口：郭代表的意见并未明确要求他们支援，因此他们可“据理力争”而不行动。李宗仁的回忆也提到，黄百韬向邱清泉求援却被拒，这在当时黄埔系内部并非罕见，甚至有说法认为黄百韬本来就是被边缘化的对象。

杜聿明亲赴南京与蒋介石会面时，发现郭汝瑰早已在蒋身边，并经常代其发言。郭在会议中布置的防守计划，让杜聿明极为不满，但在蒋介石和顾祝同等高层都支持郭的情况下，他也只能忍气吞声。杜聿明认为，郭汝瑰的计划实际上把黄百韬和黄维推向绝路，是“把人往死里逼”的决策。 在杜聿明、陈士章和文强看来，郭汝瑰的夸大情报和“虚惊”导致了邱清泉与李弥的畏缩，最终难以形成有效的救援。炮声逐渐平息，黄百韬兵团耗尽弹药、援绝而覆灭，黄百韬自尽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震惊与怀疑并存：有人甚至猜测邱清泉的抗命是否得到更高层默许，以保存实力为目的地牺牲黄百韬。

不过，也有更宏观的观点：即便没有郭汝瑰，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的失败也早有定数。蒋介石越级指挥、白崇禧的战略调整，以及刘峙指挥体系的混乱，都使得原本看似人数占优的国军在整体战局上处于劣势。陈士章、杜聿明与文强等人在被俘后同在战犯管理所，虽同处一地，但彼此的关系并不融洽：陈士章宁愿与军统特务沈醉交好，也不愿与杜聿明、文强、黄维等人亲近，显示出这些战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与政治裂痕。

总体来看，碾庄圩及淮海战役的记述，不仅是战场胜负的记录，更暴露出决策失误、情报争议与军心动摇对战局的致命影响。这些回忆与批评，无论是否完全准确，都为后人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多角度的线索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