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列宁向苏俄各地发出紧急电报：“没有粮食了！苏俄正面临由于饥荒可能导致政权崩溃的危机……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无条件支持彼得格勒。”

自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苏俄就深陷严重的粮食危机，尤其到了第二年春天，情况恶化为全面饥荒。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列宁紧急向全国发出了电报，呼吁各地支援粮食。

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并赢得内外战争，自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该政策的核心措施包括禁止粮食买卖和实行余粮征集制度。

1919年1月11日，苏俄政府发布法令，要求农民按政府规定的数字上交农产品，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了强制执行这一法令，苏俄派出了“武装征粮队”，通过武力征集粮食。按照规定，农民需要交出的粮食是除了“种子粮和保障温饱的口粮”外的所有余粮。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然而，征粮队并不考虑这一点，他们不仅要余粮，还要口粮和种子粮，甚至把中农和贫农当作富农镇压，这加剧了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抵触情绪。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最初只是为应急而设，目的是为了赢得内战并保住革命成果。然而，列宁认为这项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919年1月，列宁在回信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能选择贸易自由，那是倒退，我们必须通过改进国家垄断，推动社会主义进程。”

随着时间推移，列宁愈发坚定这一理念。尽管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已接近尾声，列宁还是决定继续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认为这是建设苏俄的最佳方式。

然而，这种错误的政策认识导致了苏俄第一次的大规模饥荒，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暴动。战时虽然被征收粮食尚且能接受，但当战争结束后，继续征收口粮显然让农民难以忍受。于是，苏俄的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不合作现象，农民选择减少耕种，甚至完全停止种植粮食，这加剧了农业的衰退。

到1920年，苏俄的谷物产量减少了50%，而棉花的产量更是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天初现的粮食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波及17个省的大饥荒。而更让列宁担心的是，饥荒不仅导致了粮食的极度短缺，还在多个省份引发了农民暴动。

1920年底到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沿岸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在1921年2月和3月，这股暴动浪潮达到了高潮。例如，西伯利亚伊施姆县有超过6万名农民参与了起义，而坦波夫省的参与人数也超过了5万。

坦波夫省曾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之一，战前这里的粮食不仅能满足全国需求，还大量出口到欧洲。然而，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坦波夫省的农民强烈反对余粮征集制，局势逐渐升级为冲突。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导致该省的经济崩溃，甚至沦为全国倒数第二的贫困地区。坦波夫曾经富饶的土地，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了。

在这一背景下，苏俄的农民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抗。为了支持农民，彼得格勒的水兵也发起了起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喀琅施塔得海军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扮演了先锋角色，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中，他们是首批向冬宫开炮的力量。然而，在这次起义中，他们是为了声援农民而行动的。

面对这种情况，列宁在派出政府特使加里宁前去劝说水兵停止叛乱无果后，决定采取武力镇压。列宁留下了名言：“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有当反对派的念头。”

1921年3月17日，苏俄军队在图帅的带领下，开始了对起义水兵的镇压，8万人进场，2.6万喀琅施塔得水兵被剿灭。

这一系列的饥荒和暴动对苏俄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使列宁首次认真思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合理性。1921年3月，列宁决定放弃这一政策，转而实行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允许农民保留剩余粮食并进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加上红军的干预，迅速平息了全国范围的暴动和混乱。

苏俄的农民通过顽强的反抗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但这一时期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斯大林推行集体化政策，农民的处境将再度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