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在《政海轶闻》一书中提到，民国三四年，袁世凯常与他人谈论自己在推动共和方面的成就，甚至询问来京的各省大员对这一进展的看法。陶菊隐对此深感讽刺，他认为共和政体如果真心实施，绝不应用“办”字来形容，这显然是在对共和体制的不尊重。陶菊隐进一步指出，虽然反对共和意味着背叛国家，但当时的社会氛围仍让人难以公开表达异议。

夏衍在《懒寻旧梦集》中提到赛金花时说道，赛金花的命运与莫泊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羊脂球》中的描述极为相似。那些对赛金花口诛笔伐的人，就像当年法国贵族鼓励羊脂球卖身度过难关的态度一样，庙堂之上的大人物，其心胸和风度远不及一个妓女。

1928年4月，辜鸿铭带着辫子去世，时隔几个月，《申报》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依然保留着4689条男性辫子。这一新闻显现了当时传统与现代文化交织的矛盾。

抗日战争期间，国军士兵的工资经常拖欠，最长的拖欠甚至达17年之久。一名少校连长被撤职后，向陆军总长要求偿还多年的欠薪，最终得到的回应是被重新安排到宪兵司令部担任中校科员。

1931年10月，溥仪和文绣签订了离婚协议，理由是他们结婚九年来，从未有过性生活。这一离婚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各大报纸纷纷报道，甚至用“妃子革命”、“皇帝与皇妃离婚”之类的标题进行渲染。根据协议，文绣在离婚后不准再嫁人。

有一次，曹锟到解剖室参观，看到教授在用显微镜观察蚕体的解剖时，笑着说：“你们这样细致入微地工作，每月拿200元的薪水，实在不值这个价！”

梁实秋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依然坚持写作自己的悠闲文字。左翼作家批评他说这是“与抗战无关”，对此他进行辩解，认为人在危急时刻虽可拿起菜刀杀人，但杀人的本质并非菜刀的功能。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第四组的人类学组藏有众多人头骨和骨骼。这些物品不久被当地人发现，甚至夜晚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这让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哭笑不得。

1921年，张充和的父亲张武龄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然而他的亲戚却对他嗤之以鼻，认为他愚笨，既不将钱花在自己孩子身上，却花费在别人的孩子教育上。

在联大学生食堂，学生们食用的是政府配发的“公米”，米饭粗糙且混杂着沙石、老鼠屎和糠屑，学生们戏称其为“八宝饭”。他们调侃：“八宝者何？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米饭的味道极差，且可以在距离膳堂五十步的地方就闻到臭味。

1941年3月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一切本来顺利，但饥饿让效率大减。以前从未体验过饥饿，甚至自豪不知饥饿为何物。但现在，一到中午，腿软眼花，手抖得厉害，稍微吃点东西便能恢复。”这反映了抗战时期物资匮乏的状况。

1928年，杨崇瑞统计了中国妇幼卫生的现状，发现每天有不少于500名孕产妇死于各种原因，其中有400人因无法得到及时抢救而丧命。

李鸿章年轻时曾写过一副对联：“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在签订《辛丑条约》后，他又作诗自谦：“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章太炎最初是俞曲园的学生，但后来心向革命并对学术产生了不同看法，写下《谢本师》一文，公开否认了与俞曲园的师生关系。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劝说下，成为了清朝的忠臣，接受了溥仪的封赏，并转向了经史学研究，甚至写诗颂扬慈禧，称她为“五十年间天下母”。

蒋梦麟坚决反对学生参与政治运动，他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愿承担责任的结果”，并且认为“年轻人应该有权专心学业。”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校内的学生运动几乎没有发生过。

民国时期，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常在家里举办沙龙，吴良镛回忆道：“每到三四点，梁家就会准备茶点，客人来来去去，讨论的话题涉及政治、社会、美学和文学，当然也包括时局的批评。”

袁静雪在回忆录中提到，她的哥哥袁克文曾通过卖字写对联和扇子谋生。他所写的字一旦卖出去，就能换钱，但他如果手中已有十块钱，就不愿再写字。他有一次为张宗昌写了一副极大的‘中堂’，代价是一千元，写字时甚至脱下鞋子，在纸上站着写。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自己小时候有很多奇怪的爱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最大的乐趣是恶作剧。他曾将含有铁砂的鸡蛋糕给太监吃，还用铅弹打过太监房的窗户。

民国时期，广州最早开设了兼营恤发和电发的理发店，唯一、一新、美化三家最具代表性。然而当时所有理发师都是男性，因为许多女性不愿让男人修理自己的头发。到了三十年代，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进入理发行业，各大理发店纷纷雇佣女理发师。

1860年10月9日，一位英军随行记者报道了圆明园被洗劫的情景，描述了各式艺术品被抢走或摧毁的情形，丝绸也被搬走，甚至用来做营帐、床铺和被单。这一场景成为了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象征。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了清朝准备效仿日本，选拔学生赴英美留学的消息，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开始。

1879年，前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访问中国，恭亲王的风采令他印象深刻。格兰特随行的记者杨约翰称恭亲王是个机敏、意志坚定的人，且与其他东方王子不同，谈话时表情丰富，极具活力。

在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时，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回忆道，恭亲王当时只有28岁，虽然年纪轻轻，但看起来却因处境的压力而显得格外老成。他的面容透露着焦虑，但他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恐惧。

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罢免了袁世凯，理由是他因腿疾患风湿。当天《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袁世凯是“现代军队组织者”。

寇松勋爵在《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中描述了他与李鸿章的会见，称李鸿章身穿灰色长袍、戴黑丝帽，气度非凡，唇上的大胡子遮住了一半嘴巴，但他仍显得威严十足。

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因字母排序排在首位，顾维钧作为首席代表第一个在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