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围炉

编辑|小夜

1948年9月10日清晨，成都暑袜街邮局门口，24岁的罗广斌刚接过一封署名"马"的信件，突然被几个穿便衣的人按倒在地。

你可能不知道，下令抓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一母同胞的亲哥哥，国民党中将罗广文。

要讲这段兄弟反目的故事，得从三年前说起。

1945年，18岁的罗广斌还是重庆清华中学的学生，因为带头反对封建家庭被父亲软禁。

这小子也是个狠人，直接翻后墙跑了，一路跑到昆明投奔地下党。

1947年，组织上给罗广斌派了个特殊任务，回成都。

不是让他回家享清福，而是利用他和罗广文的兄弟关系，做这位国民党少壮派将领的统战工作。

当时罗广文刚升任整编第10师师长，手里握着重兵。

罗广斌回成都后，先在一家银行找了个差事当掩护。

暗地里，他以四川大学学生的身份，跟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接上了头。

两人对外假扮师生，实际上每周都要秘密碰头，汇报罗广文的动向。

好景不长，1948年4月，地下党重庆市委被破坏，一个叛徒供出了罗广斌。

这下麻烦大了，特务机关立马把消息捅到了罗广文那里。

当时正是国共内战胶着期，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比战场还激烈。

你想想，罗广文当时的处境有多难。

一边是亲弟弟，一边是顶头上司。

特务头子徐远举直接放话，"罗师长要是管不好弟弟，我们可就要'代劳'了。"

这话听着客气，实际上就是威胁，罗广文在家里关起门抽了一夜烟。

第二天一早，他给徐远举回了个电话，就三个字，"按规矩办。"

这个决定等于把亲弟弟往火坑里推，但在那个年代，国民党军官的家属要是跟共产党沾上边，自己的仕途就算彻底完了。

9月10号那天，罗广斌去邮局取马识途的指示信。

他不知道，特务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被捕后，特务没马上把他关进大牢，而是先押到了罗公馆。

他父亲哭着劝他"悔过自新"，罗广斌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出路。"

铁窗里的信任危机

罗广斌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后，日子过得很微妙。

因为罗广文的关系，特务没怎么折磨他，甚至还能看报纸。

这在其他狱友眼里，可不是什么好事。

有人背后议论，"这家伙肯定是叛徒，不然能过得这么滋润？"

罗广斌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种时候解释没用。

他一直在等机会证明自己，1949年初，监狱里要搞"春节劝降会"，特务让"表现好"的囚犯上台讲话。

轮到罗广斌时，他突然扯着嗓子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这下可把特务惹毛了，当场就给他上了镣铐，关了禁闭。

狱友们这才明白，敢情这小子是条硬汉子。

后来大家推选他当了狱中党支部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在监狱里，罗广斌认识了不少后来被写进《红岩》的人物，江姐江竹筠、"疯老头"华子良、诗人蔡梦慰。

他们白天跟特务斗智斗勇，晚上就凑在一起聊革命理想。

罗广斌随身带着个小本子，偷偷记录大家的故事，想着有朝一日能把这些都写出来。

有个叫杨钦典的看守，是河南人，家里还有老母亲。

罗广斌发现这人良心没完全泯，就经常跟他聊家常，讲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杨钦典一开始很警惕，后来慢慢被说动了。

从幸存者到记录者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开始对狱中的革命者下毒手。

11月27号那天，渣滓洞枪声不断，180多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

罗广斌因为被关在单独牢房，暂时躲过一劫。

当晚，杨钦典值夜班。

他悄悄打开牢门，对罗广斌说，"快跑！再晚就来不及了。"

罗广斌没独自逃跑，而是带着其他18名难友一起冲出了监狱。

这19个人，成了渣滓洞大屠杀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回到了组织怀抱。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狱中记录的素材整理出来。

那些烈士的遗言、斗争故事，他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清楚。

马识途见他这么执着，就鼓励他，"把这些写下来，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

1957年，《红岩》正式出版。

这本书融合了江姐、许建业等烈士的事迹，一上架就卖断了货。

罗广斌在书里没怎么写自己，却把渣滓洞的斗争写得栩栩如生。

有读者写信问他，"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他总是回复，"我只是个记录者，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

1967年，罗广斌不幸逝世，但《红岩》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你去重庆渣滓洞旧址参观，还能看到他当年用过的钢笔和笔记本。

那本泛黄的本子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如果我能活着出去，一定要让烈士们的故事传遍中国。"

罗广文后来在四川起义，加入了新中国的建设。

晚年时，他常跟子女提起罗广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没能保护好他。但我最骄傲的，也是有这样一个弟弟。"

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信仰的力量有多强大。

罗广斌放弃优渥的生活投身革命，罗广文在亲情与现实间艰难抉择，杨钦典在关键时刻选择良知。

这些普通人的选择，共同谱写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而《红岩》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能触摸到那些遥远却滚烫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