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初期的三大功臣中，韩信被称为“兵仙”，张良被誉为“谋圣”，而萧何似乎最为低调，甚至没有一个显眼的外号。提到丞相的典范，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诸葛亮，而不是萧何。但在汉朝的历史中，萧何却是最为特殊的人物。

刘邦登基后，商议朝廷功臣的排名。许多大臣认为平阳侯曹参战功赫赫，身受重伤70多处，应该排在第一位。然而，刘邦却坚持不同意见，他说了一番让人惊讶的话：“你们就像打猎时追逐猎物的猎狗，是功狗；而萧何就像是发布打猎命令的人，是功人。”于是，即使萧何没有上过一次战场，刘邦依然将他定为汉朝开国的第一功臣，并给予了“剑履上殿”以及“入朝不趋”的特权。

萧何不仅在朝中有极高的声望，甚至在民间也很有影响力。刘邦为防止外界产生疑虑，还通过自贬名节的方式消除顾虑，确保萧何的地位。若说刘邦提升萧何的地位，是为了平衡武将的势力，那么在西汉的210年里，后来的帝王对萧何的推崇更是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萧何被封为“酂侯”，这一爵位按照汉朝的规定是可以世代传承的，但如果继承人犯错，爵位就会被废除。然而，萧何的后代虽然犯错四次，却依然得到皇帝的特许，继续保留酂侯的爵位，直至西汉灭亡，传承了14代。与其他汉初功臣的后代不同，萧何的家族在西汉时期屡次失职却能重获爵位，这也显示了萧何的特殊地位。

相较之下，韩信被灭三族，张良的爵位因儿子的过错被废，曹参的爵位也在汉武帝时期被废。即便是汉武帝，他也曾多次为萧何的后代恢复爵位，称这是为了“报萧相国的德”。即使是王莽在篡位之前，也曾试图住进萧何的旧居，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声望。

尽管萧何没有亲自参加过战争，也没有在刘邦征战四方时站在前线，但他却做了许多为刘邦奠定基础的工作。早在刘邦还是沛县的流氓时，萧何就看出他非凡的才能，便格外照顾他。在刘邦被押送到咸阳服徭役时，其他县吏都只给刘邦提供三钱盘缠，唯独萧何给了五钱。

当刘邦押送囚徒途中，囚徒纷纷逃跑，刘邦选择放走剩余的囚徒，自己带着一小队忠心手下逃入山泽。消息传回沛县，县令决定抓捕刘邦的妻子吕雉，但萧何和曹参联手将吕雉救出，免除了刘邦的后顾之忧。此后，萧何一直与刘邦保持联系，并在陈胜、吴广起义后，主动提出建议，促使县令将刘邦带回，最终为刘邦起义立下了大功。

在刘邦的奋斗过程中，萧何多次为他提供帮助。特别是在刘邦征服咸阳之后，当刘邦为抢夺秦宫的宝物而心浮气躁时，只有萧何保持冷静，迅速将秦朝的法令、图书和档案收集整理，为后来的汉朝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萧何为西汉的建立和稳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此外，萧何还负责刘邦的后勤工作，确保了刘邦在前线的军队有充足的粮草和兵员支持。关中事宜几乎都由萧何打理，他对刘邦的支持不仅限于军队补给，还体现在安抚民众、稳定国家秩序上。

在汉初的众多功臣中，萧何的地位为何如此特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韩信和刘邦都立下赫赫战功，但作为将领，他们的功绩已足够显赫。刘邦为了避免韩信的过高威望可能对自己产生威胁，因此没有将其列为开国第一功臣。而萧何则没有参与前线的战斗，他负责的是稳定后方，确保刘邦的军队能够得到支持与补给，这对于刘邦的最终胜利至关重要。

其次，汉朝的创建不仅需要勇猛的将领，还需要智慧的文官来支撑国家的长治久安。萧何在刘邦成为帝王之后，仍然通过制定法律、建设宫殿等方式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修建了长安和未央宫，并为刘邦的政权提供了稳定的支持，确保了汉朝的稳固和持续发展。

在汉朝建立后的长治久安时期，萧何的作用愈加重要。他制定的《九章律》成为后世许多朝代法律的基础，而他的政治理念和策略，也为汉朝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