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杨勇将军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前往西南地区剿匪。当时西南地区的情况十分复杂，许多国民党残余势力伪装成土匪，对新生的人民政府充满敌意。这些顽固分子甚至策划了一场针对杨勇的刺杀行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策划者竟是当地警察局局长，更戏剧性的是，这位局长在行动时才发现，杨勇竟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弟弟。

1949年11月，杨勇奉命前往西南剿匪。这项任务异常艰巨，因为西南地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给剿匪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土匪们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不断骚扰我军。杨勇到任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先仔细勘察地形，研究敌情。当敌人放松警惕时，他突然发动突袭，一举击溃了多股土匪势力。与此同时，我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有了群众的帮助，剿匪工作进展顺利了许多。

在剿匪过程中，我军经常能提前获得土匪的行动情报。这些情报有的来自群众举报，有的来自安插在敌人内部的眼线。按照既定计划，杨勇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两省交界的晃县。他到达后没有急于军事行动，而是先着手恢复当地生产生活秩序。这种先安民后剿匪的策略，让盘踞在此的国民党残部既困惑又紧张。

在晃县的国民党残部中，警察局局长杨世明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面对我军的步步紧逼，杨世明决定铤而走险，策划刺杀杨勇。他认为只要除掉杨勇，就能瓦解我军的剿匪行动。虽然手下兵力有限，但杨世明仍负隅顽抗，甚至模仿我军的游击战术。这种顽固态度源于国民党长期的洗脑教育，让他们对我党的政策充满误解。

为了增强实力，杨世明找来一位国民党少将商议。经过分析，他们认为正面作战必败无疑，决定采取暗杀手段。随后，他们又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组建了一支临时部队。经过周密策划，他们开始监视杨勇的一举一动。经过七天蹲守，终于等到杨勇独自在指挥部的机会。

杨世明抓住时机潜入指挥部，趁杨勇不备时用枪抵住了他的后脑。面对生死关头，杨勇临危不乱，先是警告对方不要冲动，接着耐心讲解我党的宽大政策。就在两人交谈时，杨勇突然发现刺客的相貌似曾相识。而杨世明也从杨勇的口音中听出了乡音。当两人四目相对时，杨世明脱口喊出弟弟，原来他们竟是失散多年的兄弟。

相认后，杨世明放下武器，向弟弟倾诉这些年的经历。他坦言因为害怕被清算才出此下策，并表示如果早知道是弟弟，绝不会策划刺杀。杨勇则详细解释我党的政策，劝说哥哥弃暗投明。在弟弟的感召下，杨世明最终决定率部投诚，并协助剿匪工作。

在杨世明的协助下，剿匪工作进展神速。这对失散多年的兄弟，最终携手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革命年代的兄弟情谊，更体现了我党政策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