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先生将临时政府设立在南京这座历史名城。然而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公然违背《临时约法》的精神，将政治中心北迁至北京，并正式定都于此。但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先生最初的首都选址构想并非南京。根据他与章太炎的重要谈话记录，他曾明确提出：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的战略构想。这一论述深刻体现了他对国家地理战略的深思熟虑：若仅求国家内部稳定，长江中游的武昌最为适宜；若要辐射周边藩属国，十三朝古都西安更具优势；而若志在成为亚洲领导力量，则新疆的伊犁堪称最佳选择。

孙中山先生的首都构想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成果。早在1887年，他就提出了富有远见的一都四京规划体系。在这个宏大的构想中，一都特指九省通衢的武汉，而四京则包括东部的江宁（东京）、西部的重庆（西京）、南部的广州（南京）以及北部的顺天（北京）。这一规划清晰地表明，在孙中山先生早期的战略构想中，武汉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

1912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孙中山先生对武汉作为首都的优势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武昌雄踞长江之滨，顺流东下四日可达出海口，具备绝佳的物资转运条件......向北可经襄樊控制河洛地区，待铁路网络建成后，影响力可直达长城沿线......他认为理想的首都应该具备三大条件：首先是地理位置居中，便于全国联络；其次要远离海岸线，避免列强威胁；第三要避开封建势力范围，同时具备革命基础。武汉完美契合这些条件：这里不仅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革命群众基础深厚，而且远离北方封建势力的大本营北京。

从地理区位来看，武汉地处中国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列强势力相对薄弱。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先生更对武汉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将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汉阳已建有全国最大钢铁厂，汉口新兴工业蓬勃发展，武昌大型纺织企业林立......汉口更是中西部贸易枢纽，全国茶叶集散中心......他憧憬着将武汉打造成为媲美纽约、伦敦的世界级大都市。

然而，武汉作为首都也存在明显短板。虽然其南北交通便利，但对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控制力不足。同时，与西安、北京等古都相比，武汉的历史文化积淀相对薄弱，这些因素最终影响了其成为首都的可能性。

再看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底蕴，在国防战略地位上更胜武汉。中国历史上主要外患多来自北方，因此西北战略要地西安自古就是军事重镇。控制西安即可稳固整个西北。但孙中山先生认为，西安对西域的控制力仍显不足。历史上西域势力长期威胁中原，而西安距离西域较远，难以实施有效管控。因此他提出更大胆的构想：若定都关中，制御蒙古新疆虽足，然若欲为亚洲共主，又嫌狭窄，当迁都伊犁。

伊犁位于新疆天山北麓，素有塞外江南之称。这里水源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重要的屯垦区。清政府在此推行屯田政策，使其成为新疆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既能保障边防军需，又可满足民生需求。伊犁属北温带气候，非常适宜人类居住。从地缘位置看，伊犁靠近欧亚大陆中心，与多国接壤，具备成为亚欧枢纽的潜质。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战略价值突出。霍尔果斯口岸作为古丝绸之路要冲，至今仍是西部重要贸易通道。清政府对伊犁的持续建设更提升了其战略地位。

但伊犁设都也面临现实挑战：北临沙俄势力范围，西南毗邻英属印度，西北和西藏受俄国影响，安全形势复杂。加之距离中原遥远，交通不便，在当时条件下，这一构想显得过于理想化。

最终南京的脱颖而出，既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南京坐拥长江黄金水道，水陆交通发达；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相比沿海的上海，又避免了列强舰队的直接威胁。这里物产丰饶，经济自给自足，既无北京浓厚的封建残余，又少列强直接干预，是推行新政的理想之地。虽然孙中山先生曾怀揣定都伊犁的宏伟蓝图，但受制于现实条件，这一构想未能实现。而南京的首都地位也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而昙花一现，中国随之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