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所提“自造无极限，更非闭关不合作”这句话，实际上点出了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的基本态度。面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他选择与法国、德国展开合作，却刻意排斥英国，这背后并非简单的外交偏好，而是基于复杂的现实考量。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是世界头号强权，而新疆问题上英国的深度介入更让左宗棠对其抱有强烈戒心。当时阿古柏政权得到了俄国和英国的双重支持，尤其是英国在南疆事务上不断挑动，甚至在李鸿章的“停战”与“放弃新疆”的方案背后也有英国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深知与最强者合作无异于自投罗网，反而极可能被吞并。于是，他果断选择了第一敌人的竞争者，通过与法德合作来获取技术支持，这种以“次强者”制衡“最强者”的策略，是历史上颇为明智的一步。

左宗棠坚持自造的理念，核心思想就是：买买买不能带来真正的强大，唯有自主建设才是根本之道。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面对西方的思想体系与背后的科技积淀，中国只能从零起步。但即便如此，他依旧认为为时未晚。事实证明，早在150年前的晚清官场中，就有人提出过符合长远利益的思路。以海军为例，1860年代中国连能驾舰的水兵都没有，更不要说战舰建造；然而十年之后，福州船政局已能培养出第一批本土海军人才，1880年代海军自造水平达到了世界三流，至1890年代甚至具备制造中小型铁甲舰的能力。这些跨越式的进步，正是“自造”的力量。

在陆军发展方面，左宗棠更是亲力亲为。他不仅在装备采购上斤斤计较，尽量降低成本，还在火药、子弹等关键军需上推动仿制。兰州制造局出产的火药和子弹，就在西征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实践说明，哪怕条件落后，哪怕是在“零基础”的情况下，凭借坚持和创新依然能够形成实实在在的战力。不过，短板依然明显，尤其在整体工业能力上更是捉襟见肘。左宗棠在建设福州船政局时，曾设想从舰船制造到冶铁工业一体推进，只可惜他后来因西北战事离开福建，未能完成全盘规划。后继者乏力，导致宏图未能完全落实。但这并不代表构想错误，只是时运未济。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的战略思路与六十多年后的中国高度相似——先买技术，再仿制，再逐渐实现自主突破。这条道路艰难而曲折，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自造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在学习、模仿中积累知识与工业体系，最终实现“独立自主”的目标。相比之下，李鸿章系统虽然在海军上推行买办思维，却更多掺杂了官场权斗与个人权力算计。他支持自己系统内的仿制，却对外部类似尝试充满排斥。这种“买买买”的策略，短期内或许看似先进，长远看来却加剧了与西方的差距。民国时期中国与列强的技术差距越拉越大，正是这种思维的结果。

左宗棠在财力上也并不宽裕。他常在奏折中提到“借洋款”“花费”，实际上财政紧张到了极点。他个人清廉简朴，甚至曾留下遗嘱，给四个儿子每人只分五千两白银。相比于他身为督抚的十年俸禄，这个数额微不足道，因为大部分钱都被用于赈灾、援助将领，或是自掏腰包采购军械。这样的人在晚清极为罕见。他既重视民生，又强调学习西方，既敢于担当军事责任，又能在个人生活上保持廉洁。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应当被尊敬，而不是被讥讽为“傻”。

反观李鸿章，他的路线虽然获得一批“唯西式思维”的支持者追捧，但最终留下的北洋海军不过是一堆废铁，洋务企业也多被私有化，沦为个人及家族的利益工具。李鸿章和盛宣怀身上的“精英思维”与“官僚思维”，让他们轻视草根、轻视民生，最终既未能强国，更未能安民。

因此，左宗棠式的“自造自主”才是长久之计。我们必须防止“买买买”的声音重新主导舆论，也要避免自造自主沦为闭门造车的口号。在当今“卡脖子”技术频频出现的背景下，更应加快攻坚步伐。正如古人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当上下求索。”自造无极限，绝非闭关自守，这才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真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