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讨论“若王安石变法得以持续，北宋能否避免灭亡”的问题，就必须从根源上分析北宋覆灭的真正原因。归纳起来，无非“内忧”和“外患”两方面。

先说外患。北宋在失去燕云十六州这个战略屏障后，始终陷入被动。宋廷与金国签订的“海上之盟”，本意是联金灭辽，远交近攻，结果却是引狼入室，彻底打破原本存在的缓冲地带，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到来。若与辽国维持“澶渊之盟”的格局，宋只付出极小代价，换来近百年的边境安宁。事实上，辽国早已病入膏肓，对宋构不成太大威胁。可一旦联金，北宋既毁掉和约，又背上背信弃义的恶名。辽国因此对宋恨之入骨，靖康之变时，金军的主力中有大量辽人旧部，女真反而只是少数。可以说，这步棋是北宋的外交败笔。

再说军政体制。赵匡胤“重文轻武”的国策固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悲剧，但长期下来，军队空有规模却无战力，军纪松弛，战斗力羸弱。燕云十六州的丧失，使北宋失去了天然屏障与良马繁育地，中原腹地门户洞开。此后无论是对辽、西夏，还是对金，北宋几乎都是败多胜少，纵使偶有胜绩，最后也往往是“赔款、岁贡”收场。这样一个富庶的国家，却在军事上成为外敌觊觎的肥肉，实在令人唏嘘。

然而，哲学上讲，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北宋经济实力雄厚，税收丰厚，理论上完全可以养兵百万、富国强军。但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不是贫弱之国，而恰恰是最富裕的宋。仅北宋160余年，就爆发起义两百余次，如李顺、方腊、宋江等。财政虽有巨额收入，但大多耗在庞大的官僚开支、频繁的农民起义镇压与对辽、西夏的赔款上。百姓负担沉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

在军事指挥体制上，皇帝既用人又猜忌，武将缺乏实权，调兵指挥大权往往掌握在文官甚至宦官手里，导致战场应变迟缓。兵无常将，帅无常师，这种体制注定难以制胜。有人将北宋灭亡归罪于蔡京、童贯等奸臣，其实不尽公平。这些人奉行的“求和外交”虽然为人诟病，但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未尝不是一种权宜之策。毕竟南宋在秦桧主持下，采取和议、划江而治，尚能偏安百余年；而南明拒绝一切和议，却只延续三十余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变法显得格外重要。北宋“三冗”问题严重——冗兵、冗官、冗费，财政亏空日益加剧，百姓负担沉重。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一度见效：国库积蓄增加，军队战力有所提升，积贫积弱的局面开始扭转。但改革触动了士大夫集团与豪强利益，神宗死后失去皇权庇护，改革也随之失败，犹如清末戊戌变法。

若变法能继续推行，是否能挽救北宋？一些政策确实对百姓有利，如“募役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若执行得当，能减轻百姓负担，抑制农民起义。但事实上，这些措施在基层推行过程中弊病频出，甚至反而损害了民生。另一方面，“保甲法”“裁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举措，若持续实行，确实可能提升军队战力，缓解积弱局面。

但即便如此，若不主动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依旧难摆脱战略困境。真正的长治久安，必须恢复屏障，否则无论内政如何改革，都可能重蹈覆辙。王安石变法虽有积极意义，但其失败不止因为保守势力的阻挠，也因急功近利、操作不当、环境掣肘等多重因素。即便改革得以延续，也未必能彻底逆转北宋命运，甚至可能因朝堂分裂而更快走向衰亡。

历史不能假设，王安石的努力虽曾让北宋一度振作，但最终仍未能改变积贫积弱与内外交困的大势。留给后人的，唯有无尽叹息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