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韩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社会自信的累积，半岛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升温。一些文化符号与传统节俗被积极包装为“韩国起源”，最为知名的例子便是将“端午节”以“江陵端午祭”的名义申报世界非遗，进而在舆论场中渲染为韩国节日。这类操作不仅引发中国与日本民众的质疑与不满，也在网络空间掀起了连番热议与调侃。

▲街头巨幅汉字标识极易让初见者误以为“江陵端午祭”与中国传统一脉相承

更具争议的是，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均宣称本民族文明史已延绵四千三百余年，几乎可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抗衡。他们将最早的“朝鲜王朝”追溯至公元前2333年10月3日的“檀君朝鲜”，并在官方叙事与教科书中做出明确标注：北方将此日定为“民族奠基日”，南方称之为“开天节”，两地虽对立已久，却在这一节点上步调一致。事实是否真如其说？

▲韩国“开天节”庆典现场气氛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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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国新史观

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朝鲜半岛最早的政权应为公元前1120年前后建立的“箕子朝鲜”，此后历经多个王朝更替，直至李氏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二战终结后，半岛摆脱殖民统治，却自此分治为南北两方，隔阂延续至今。1910—1945年，日本以《日韩合并条约》为依据行使殖民统治，并通过教育与宣传推行同化政策，提出所谓“日鲜同祖论”，以语言与文化相似为由，宣称日本与朝鲜同源，从而为并吞寻找“历史理据”。

▲枪口与刺刀之下签订的“合并”，实为吞并

为驳斥殖民话语，半岛民间抵抗力量提出“韩国新史论”，以檀君为民族始祖，将半岛历史一举上推至四千二百多年。檀君事见于高丽僧人一然所撰的《三国遗事》（约成书于13世纪末），书中描绘檀君为神人与凡人结合之子，寿近两千，在位一千五百年，退隐后化为山神，并于公元前2333年始建“檀君朝鲜”，以平壤为都。

▲北方修建的“檀君王陵”与祭祀场景颇具仪式感

北方在1993年宣称于平壤近郊古墓出土檀君遗骨，随即兴建陵寝并将10月3日定为“民族奠基日”；南方亦将同日定名为“开天节”，并设为全国性假日。尽管诸多民族都有将神话人物尊为先祖的传统，但这类传说在严格的学术史学体系内并不足以作为断代依据。更重要的是，传统史籍所称半岛最早的“朝鲜”，多指由中国人建立、在平壤一带活动的“箕子朝鲜”。

▲简要版朝鲜半岛古代政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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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遗民

中国最早的夏朝大约兴起于公元前21世纪，继之为商、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殷，商纣王自焚，周代建立。箕子为纣王叔父，既有封地亦拥部曲。商亡之后，箕子不愿臣服新朝，遂率族人避走东北，迭经辗转越过鸭绿江，在平壤周边开创基业，是为“箕子朝鲜”。亦有文献称周王“封箕子于朝鲜”，两地此后长期保持朝贡往来。自汉代始，中国诸朝与后世朝鲜政权普遍承认其为半岛最早政权之一。考古显示，彼时半岛土著仍处新石器晚期，社会结构较为原始，未见清晰的部落联盟与成熟国家形态。

▲山西太谷相传为箕子早期封地，当地至今仍有相关祭祀传统

箕子入居带来商文化与青铜技术、农耕与纺织之法，并制定《犯禁八条》，对半岛开发与社会治理影响深远。周室衰微后，中原入春秋战国。强盛的燕国势力北扩，箕子朝鲜一度成为其藩属。考古所见半岛北部出土大量燕刀与货币，印证双方密切的经济交流。秦灭六国后虽短促而亡，中原再陷战乱之际，燕将卫满率部东走，公元前194年取代箕子朝鲜，定都平壤，建立“卫满朝鲜”。此政权同样由中原移民所构，非半岛土著所创。汉初对其采取怀柔通贡政策，但卫满后裔势力坐大，渐与汉廷相抵牾。公元前107年，汉武帝出兵拔除其政权，于北部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使其并入汉帝国版图。

▲“汉四郡”明确了半岛北部在汉制体系中的行政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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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韩与高句丽

在中原文化与技术千年辐射之下，半岛南部土著逐步形成稳固的部落联盟。公元前2世纪前后，“马韩、辰韩、弁韩”并立，合称“三韩”，被普遍视作后世朝鲜民族的直接先民与“韩国”国名来源。因北部已设汉郡，中央王朝未进一步深入南方，“三韩”得以在羁縻与交流中渐长。其无自具文字体系，遂长期借用汉字入记；数百年间向两汉、魏晋诸朝称藩朝贡，通商与文化往来密切，南部遗址屡见汉代钱币。部分史料记载辰韩语言器物类秦，或为秦民东徙所致；扶余部族亦多有南迁者，并最终左右马韩的主导权。公元前37年，扶余人朱蒙自玄菟起兵，至公元14年据“高句骊”县而建国，是为高句丽。

▲高句丽国号源自玄菟郡下属“高句骊”县之名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北部汉郡控制力削弱，高句丽因而迅速坐大，5世纪初迁都平壤，兵势一度横贯辽东与半岛北方。与此同时，扶余人在南部建立百济，辰韩并弁韩立国新罗。唐代灭高句丽后，于其地设安东都护府，治平壤；高句丽族群被广泛融入汉、鲜卑等民族，部分南徙而为百济、新罗所吸纳。高句丽常被误认作“高丽”，而918年新罗武将王建所建“高丽”与之并无血脉与法统延续，仅系沿名之举。王建“高丽”终为1393年李成桂所代，半岛进入长达五百余年的李氏朝鲜时代。

▲唐与新罗夹击高句丽的战局改变了东北—半岛的力量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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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触底反弹

自“三韩”以来，半岛政权多奉中国为宗主，唐、明、清皆曾出兵援护：唐在东亚大陆树立强势存在，明于壬辰倭乱时北上御侮，而清在甲午之败后无力再保宗藩，朝鲜遂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随即以“同源”话语重塑史观，推行语言改造与姓名更替，试图在文化层面抹平差异。朝鲜志士辗转东北与上海，组织抗日，1919年建立韩国临时政府，以示民族意志未泯。与此同时，学者开始“再发现”本国古史，掀起“韩国新史论”潮流。申采浩于1920年代在华发表《朝鲜上古史》，否认“箕子朝鲜”为首王朝的传统共识，转而立“檀君朝鲜”为正统源头，将半岛历史整体前推。

▲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象征殖民抵抗的决绝与牺牲

此一叙事将半岛文明之龄拉近甚至对标中华古史，且早于日本建国神话所定的公元前660年，因而在心理层面有效撼动“日韩同源论”的合法性；又以高句丽抗隋拒唐的史事激发民族自尊，成为反殖民语境下鼓舞人心的精神资源。在民族危亡之际，这类史观有其动员价值，但随时间推移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夸饰与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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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矫枉过正

20世纪上半叶列强角力、亡国之痛与夹缝求生交织，使极端民族主义在部分知识群体中滋长。以柳寅植、李炳宪为代表的激进论者，甚至将伏羲、舜、女真皆纳为檀君后裔，进而把金朝与清朝塑造成“入主中原的朝鲜王朝”，以证明朝鲜民族曾是“东亚大陆”的强势一极。进入世纪之交，韩国经济飞跃与“韩流”出海又为这股情绪提供了现实底气，“新史论”在社会文化层面被频频回收利用。1993年北方宣布“发现并证实”檀君遗骨，随后大建陵寝、定10月3日为“民族奠基日”；南方很快以“开天节”相应，将其列为法定纪念日并举行大型祭典。2007年，南方还将相关叙事写入中学教材，南北在此问题上达成罕见一致。

▲首尔“开天节”大典——仪式、服饰与礼乐共同构筑现代民族记忆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扩散与“韩流”的文化外溢，使极端化表述更易被邻国公众所见，引发普遍反感。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韩国学界与文化界人士在国际场合更趋谨慎，倾向以“檀君与尧帝同世”的委婉措辞呈现——毕竟历史学对“文明”的判定需依托文字系统与考古学证据，神话传说难以单独构成学术上的断代依据。

▲檀君塑像常被用作民族源流的象征，但其历史定位仍属学术争鸣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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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半岛关于“开天节”与“檀君朝鲜”的叙事，承载着反殖民时期的精神诉求与现代民族建构的象征功能；而在严格的学术史学框架下，箕子朝鲜、卫满朝鲜、高句丽、三韩诸国与唐代安东都护府的历史脉络，才构成了可被多方交叉印证的早期半岛史结构。如何在民族自尊与学术规范之间取得平衡，仍是当下东亚史叙事共同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