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少帅张学良与冯庸的关系，那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他们的交情并非始于自身，而是源于父辈的深厚情谊。老帅张作霖与冯德麟是出生入死的至交，彼此情同手足。再加上张学良与冯庸同为长子，年龄相仿，因而自小就有了天然的亲近感。两人不仅字都叫“汉卿”，连小名也颇有趣味，一个是“小五子”，一个是“小六子”，这份缘分显得格外微妙。后来张学良承袭父业，成为威震军界的少帅；而冯庸虽是将门之后，却选择了一条与父辈迥然不同的道路，走向实业救国的方向。

其实冯庸最初也走过军旅之路。他曾在北京陆军讲武学堂学习，后来又因张作霖设立东北航空处而加入空军，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能接触到航空的人少之又少，这本身就证明了他的才智与胆识。冯庸的飞行技术确实出众。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亲自驾驶飞机侦察敌情，甚至深入郭松龄驻扎的滦县收集情报，可谓有勇有谋。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奉军装甲车司令。然而，他的天分并不在带兵打仗。第一次率领装甲部队出战时便全军覆没，只有他本人侥幸逃回，险些被韩麟春处死，最终还是靠张学良出面才得以幸免。经历这一挫败后，张学良干脆让冯庸退居幕后，供养优厚，却不再让他涉足军务。冯庸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并非领兵作战的料，于是转而思考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尤其是重工业极度薄弱，冯庸敏锐地意识到国家的积贫积弱与经济落后密切相关。1923年，他在沈阳创办冶铁工厂，一年后又建立大冶工科学校，试图通过发展工业来振兴国家。虽然这些努力见到一定成效，但他很快认识到，真正长远的出路在于人才的培养。受到阎宝航的启发，冯庸毅然决定兴办大学，把教育作为强国之根本。

冯庸大学的创办在当时无疑是一件轰动的大事。那是一个大多数百姓尚在为温饱挣扎的年代，冯庸却愿意耗尽家产投身教育，足见其胸怀。他拒绝依靠父辈关系募集资金，而是将冯德麟积累下的大量财富和土地悉数捐献出来，甚至还归还了父亲生前掠夺的田产，力求让学校建立在清白与正义的根基上。他共投入近两百万大洋，不仅购置三架飞机供教学使用，还修建专门的机场跑道，这在当时几乎是举世罕见。学校创办之初，他提出“孝悌忠义、工业救国、教育平等”的办学纲领，确保所有有志青年皆可入学，而非成为权贵子弟的门面场所。冯庸更是以身作则，与师生同吃同住，坚持军事化管理，要求学生统一着装、严格作息，真正践行平等与纪律的精神。他还特别体恤贫困学子，每年自掏腰包贴补二十万大洋，为的是不让任何一个有志青年因家境而失去求学机会。

然而，冯庸大学的辉煌并未长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遭到日军查封，学生被驱散，冯庸本人也一度被日本人劫持到东京，企图将其扶植为傀儡。他宁死不屈，幸得日籍教授冈部平太郎暗中相助才逃回北平。即便如此，他仍未忘记初心，四处联络学生，组织复课，并与东北志士联名上书，呼吁蒋介石出兵抗日。淞沪会战爆发后，他更是率领学生组成义勇军，奔赴前线。在浏河保卫战中，这支由一百五十名学生组成的队伍成功击退日军突袭，之后还积极救治伤兵、疏散难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参加实战的大学生抗日军队。

纵观冯庸的一生，他虽出身豪门，但能将所谓“不义之财”投入教育与实业，既造福后人，也展现了家国担当。从航空到工厂，从课堂到战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的救国不仅靠刀枪，更要靠知识与责任。他的故事，至今仍是一段振奋人心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