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任君主，然而在神话传说中，他还被称作最后一位人皇。这个说法的源头，既来自久远的民间传说，也不断被后世文学作品加工改写。周朝建立以后，诸侯自称“天子”，以天命来正当自己的统治，这也让“人皇”这一称号在历史叙事中逐渐淡出舞台，成为传说中的符号。

既然说他是最后一位人皇，便意味着在帝辛之前，确实存在过被称作人皇的人物。那么，在他之前到底是谁，第一位人皇又是谁呢？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古代史学与神话学交错的叙事脉络，需要在传统的三套说法之间做出辨析。

一、“人皇”概念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条线索：神话传说与文学演义。中国传统神话体系里，常见的天皇、地皇与人皇并立的“三皇”结构，其中人皇往往被视作奠定人类文明的开创者，承担着文明起源的象征职责。也就是说，在神话的谱系里，人皇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奠基者，具有纯粹的文明创建意义。

而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尤以《封神演义》这一类神怪小说将帝辛描绘为“最后一位人皇”，并使其与天帝并列、具备可与神灵并肩的威势。这样的叙写并非历史记录，而是通过文学想象来强化统治合法性与英雄气概，因此在文本之外的史学叙述中，商朝的君主仍旧以“帝”字称谓，凡是出现“人皇”称号的，多是传说或小说的加工。

帝辛被推翻之后，传说中的人间再也没有出现新的“人皇”，历史上真正被记载的仍是“天子”这一周代以来的称谓。也因此，“最后一位人皇”这一说法，多半是后人对商周更替故事的文学再加工，而非正式史书中的严格称谓。

二、第一位人皇到底是谁？在所谓的三皇体系里，第一位人皇往往被认定是神农氏（炎帝），他被视为教民耕作、尝百草的先驱人物，象征农业与医药的起源与发展。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走向定居农业、从简单的药物知识走向系统的医药文化，往往被归功于神农及其传说中的贡献。

不过也有学者将伏羲、黄帝等人物纳入“人皇”之列，或将黄帝视为“五帝”之首的传统观点列入其中。就广泛的民间与学术叙述而言，黄帝常被放在“中华文明共同祖”的位置，但在严格的“人皇”序列里，神农往往被视为最早的一个符号性节点，随后才出现伏羲、黄帝等人物的延续与扩展。

三、历代人皇的争议与演变“三皇五帝”的模糊性，是这类讨论最重要的历史背景。早期中国传说里并没有统一的“三皇五帝”名录，各类典籍对具体人选的记载差别很大，因此我们在讨论时需强调版本的多元性。举例来说，《史记》将伏羲、神农、女娲并列为三皇；而《尚书大传》则把燧人、伏羲、神农列为三皇；道教典籍里也常把黄帝纳入人皇的序列之中。这些差异揭示了“人皇”概念并非一个固定的世系，而是一种跨文本、跨文化的神话-历史的叠合体。

至于商朝是否真正自称“人皇”，正史中商朝君王多以“帝”来称呼，如帝乙、帝辛等，而并非“人皇”。所谓“最后一位人皇”的说法，在官方正史中并无确凿的世系体现，更多来自民间传说和后来的文学演绎。这也与商周更替中的“天命观”及其叙事功能有关：周朝通过天命观来确立正统，把“天”作为统治权力的最高来源。

四、从“人皇”到“天子”的转变——商周政权的合法性转型与文化含义 商周之变不仅是政权更替，更是一种政治文化观念的转型。商朝的君主多以“帝”自居，强调与神祇与祖先的直接联系，政治权威带着强烈的神圣性和天命式的正当性。周朝建立后，提出了“天命靡常”的理念，君主的正当性越来越强调来自“天”的授予，而非仅凭血缘或神灵的直接沟通。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把王权置于道德-宇宙秩序之下，强调“天道”对人间王权的准则性裁决。

从文化意义上看，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从一个以神祇-神话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以天道、以理性主义和政治正当性为核心的制度化思维。它为后来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历代王朝对前代历史的改写与叙事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使“历史记忆”成为稳定统治与教化民众的重要资源。

总结：关键人物与脉络

- 神话体系层面：神农（人皇）作为农业文明的奠基者，黄帝被视为五帝之首，随后是尧、舜、禹等禅让时代的贤君，最终指向夏商的君主序列。人皇在这个层面更多是文明起源的象征性头衔。

- 历史关联层面：商纣王（帝辛）作为末代商王，被后世文学赋予“最后人皇”的符号，实际上并未在正史中确立严格的“人皇”世系；这一说法更像是周朝大叙事中对前朝历史的再塑和借喻。

需要注意的误区

- 正史与传说的区别：正史中没有严格的“人皇”传承世系，读者应区分神话叙述、文学演义与历史记载之间的界线。

- 版本差异：三皇五帝的具体人物在不同文献中并不统一，回答此类问题时应明确指出存在多种可能性与版本差异。

若愿意进一步深入，可结合《山海经》《史记》等文本进行对照分析，探讨周朝如何通过“以史为鉴”的政治叙事来构建对前代历史的理解与教育功能，进而折射出古代中国对于权力正当性、历史记忆与社会秩序的复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