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随着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欧洲文明正式开启全球性的殖民扩张。凭借更为先进的火器、海军战术与远洋航线的掌控，他们对仍处在冷兵器时代的诸多文明实施压倒性征服，战船、火炮、火枪以及谋略的巧妙运用让对方难以招架。随之，欧洲各国的殖民旗帜在美洲、非洲、亚洲的广阔土地上频频高扬，开启了一个以欧洲列强为核心的“新世界”殖民秩序。

靠着殖民地源源不断的输血，欧洲诸国逐渐崛起为近代文明的领头羊。西班牙、英国等国相继被冠以“日不落帝国”的美誉，殖民地成为欧洲强盛的必要条件，财政、资源、人口等多方面的汇聚，使本土的工业化、军事扩张与国家安全得以维系与扩张。全球的贸易网络也因之日益紧密，欧洲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不断扩张、巩固。

然而，二战的结束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曾经支撑欧洲强盛的殖民体系开始崩塌，殖民地掀起了一股强烈的独立浪潮，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态度转向放任甚至放弃。原本赖以维系的全球帝国纽带逐渐松动，欧洲的长期统治格局进入了不可避免的重塑阶段。

按理说，“控制的土地越大，能使用的资源、人口就越多，国家更容易重新崛起”的理论，似乎让欧洲对大型殖民地的掌控显得必不可少，因此放弃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在当时看起来几乎不能想象。可是历史的现实却在不断地上演：拥有广阔疆土的地区一个接一个走向独立，纷纷建立自己的国家。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欧洲愿意放弃那些看似能带来长期利益的殖民地？

首先，欧洲诸国自觉地“造孽”也许来自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所留下的深刻教训。他们担心殖民地若发展出完整的工业体系，未来可能反客为主，威胁欧洲本土的统治秩序。因此，长期以来欧洲殖民者都对殖民地的工业化进程设限，使其经济结构主要以单一的农产与矿产输出为主，核心的加工与制造能力大多掌握在宗主国手中，难以实现自我供给与独立发展。

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了殖民地经济的脆弱性：殖民地能生产粮食和原材料，但关键的工业设备与铁器制造、技术进步往往需要依赖宗主国的技术与市场，一旦失去母国的支持，殖民地的经济就会迅速崩溃。与此同时，二战期间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撕裂性打击使战后欧洲几乎成了废墟，基础设施与财政资源的严重短缺将重建任务推向极端艰巨的地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昔日能够吸纳殖民地原料的欧洲国家进入了无力消化的困境，殖民地经济的衰落直接引发社会动荡，政府为维持国家安全与秩序而在殖民地上的军费支出持续上升。高企的军费对那些急需金钱重建本土家园的欧洲国家来说，已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因此殖民地对他们而言已不再是“源源不断的血液源”，更像是一座需要负担的累赘。

于是，当欧洲的殖民地们纷纷宣布寻求独立时，大多数国家选择了默认和协商退出的路径，例如缅甸、马来西亚、南非、澳大利亚等地，往往通过与宗主国的谈判和过渡安排，达成相对平和的独立过程。并非所有地区都能如此顺利实现脱离，印尼、越南与阿尔及利亚等地在独立运动中遭遇了殖民宗主国的强力镇压，独立之路显得异常艰难。

就在殖民地独立潮即将成形之际，美苏两大新兴超级大国逐渐登场，他们都希望避免欧洲重新回到“日不落帝国”的格局，因此以“民族自决”的名义推动欧洲克制对待殖民地的方式，给全球政治格局带来新的压力与改变。也正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民族自决的潮流在许多地区迅速扩散，削弱并逐步瓦解了欧洲对殖民地的合法控制权，使得过去依靠武力与压制来维持统治的胆量与自信逐渐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