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战火硝烟虽已远去，崇高的精神依然在回响。当抗战的烈焰席卷而来，海宁先贤挺身向前。在民族的至暗时刻，他们身上爆发出的那种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坚定不灭的信仰力量、百折不挠的勇毅担当，恰如钱塘怒涛，深沉磅礴，永远澎湃。

今天发布君就带大家来认识

抗战中的海宁名人——

大国工匠沈鸿

一起重温这段不容忘却的岁月

以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继续砥砺前行，猛进如潮

沈鸿

1906年5月19日－1998年5月20日

沈鸿于1906年出生于海宁的横港桥头， 读到小学四年级就来到黄浦江边谋生。他聪明、能干，从布店学徒做起，直至创办工厂。但当他正要在上海大展宏图，践行实业救国理想时，就遇到了战争，不想当亡国奴的他，该怎么办？

1937年8月25日晚，沈鸿租了两艘民船，与师弟黄海霖及陈孝良等9名徒弟，带着10余吨重的10台机器，随第一批迁移工厂从苏州河起航，于9月下旬到达武汉。

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武汉不能久留。又该往哪走？

这位早年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工程师，听了从延安采访回来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演讲，又得到了平型关大捷的捷报，他找到了希望所在。

带着“母机”和技工奔向延安

1937年12月27日，沈鸿来到汉口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商谈赴延安参加抗日事宜，受到负责人钱之光的接待。次日，沈鸿致函留在上海的企业董事会：“以国家为第一之旨，鸿宿具此志。生当斯世，本无他冀，但暂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而已……盖国家已至危之极点，我辈既生一日，万不能坐视一日。”董事会很快复电：“以国家利益为第一。”并委托他全权办理。

奔赴延安的路，并不太平。

1938年1月31日凌晨，沈鸿冒着严寒从西安出发。和他一起走的只有师弟黄海霖及6个徒弟。经过5天跋涉，沈鸿和他的“利用五金工业厂”到达宝塔山下。这是抗战时期上海唯一一家迁到延安的工厂。农历正月初五，沈鸿吹到了陕北高原凛冽的风。

当时的延安机器制造业可谓“一穷二白”。

沈鸿带来的车床是“母机”——制造机器的机器，此后延安生产的机器几乎都是它们的“后代”。除了车床、钻床、铣床、刨床等母机外，还包括电动机、发电机等设备，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以及《化学工业大全》等18册技术书籍。这些宝贝对于延安来讲，弥足珍贵。

沈鸿从上海带到延安的铣床

1938年2月6日，沈鸿到达延安的第三天，中央军委重新组建军事工业局。当年底，兵工厂和沈鸿带去的工人和设备合并起来，在延安城南柳树店建起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沈鸿担任该厂的总工程师。以这10台机器为基础，沈鸿大展拳脚，用这些母机继续制造出各种机器，如印刷厂的油墨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等，还设计生产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

一切以抗战需要为导向

抗战时期的延安缺衣少食，生活艰苦。沈鸿后悔过吗？没有。

他说过：“自己来到延安，单纯只是为了救国雪耻，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出力……但抗战会取得胜利吗？为什么？何时……这一系列问题，我是茫然的。像是在黑暗中，看到前面一点亮光，只有跟着这点光，才能走出黑暗，这就是我初到延安的心态。”

秉持抗战心态，坚持工匠精神。沈鸿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丝不苟，对徒弟们也要求很严，“任务必须按期完成，不许打折扣。”徒弟们一点也不敢懈怠，绘制的图纸，哪怕一点小错误都不许涂改，必须重来。他不论给哪个人提出技术、工作上的问题，都不允许说“差不多”。一旦说了，他就追问：“差不多，到底差多少？”答不出来，对不起，想好了再来。师弟黄海霖在工厂管工务，严格执行沈鸿的要求，说一不二，铁面无私，对谁也不通融。

沈鸿（中）在延安时期的照片

“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这大概是沈鸿在抗战时期说过最豪迈的一句话。奇迹，也许就诞生在这样的信念与坚持里。

当时，八路军和游击队分散各地，前方各个战地修械所急需一些轻巧灵便、简单实用、适合随身携带的机械设备。沈鸿与工人们一起研究设计，经过半年的摸索，试制成一套仅2.5尺长的袖珍车、铣、刨、钻组合在一起的小机床，全套设备只需两匹骡马就可以搬运，非常适合战地使用。这一套机床很成功，马上复制。很快又制造出30套小机床，分送到各战地枪械修理部，人们亲切地称它是“马背工厂”。

沈鸿的设计制作成就了我国兵器制造史上的创新案例，且不止一个。

试制边区的第一支步枪

抗战需要大量的步枪，缺少武器可没法打仗。但造枪总得先有设备，可沈鸿从来没有接触过造枪的设备。

他就请从太原兵工厂来延安的工人们仔细描述机器的形状、作用和性能，组织大家一起设计，一起试制，一起改进。1939年4月2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支步枪被试制出来了。

沈鸿（左一）与延安茶坊机器厂的工人们一起研究机器制造图纸。

随着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总供给部决定扩大枪械生产，要求兵工厂从修理转向制造迫击炮弹。

1943年，沈鸿所在的茶坊兵工厂负责筹建一座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专门生产六零迫击炮弹。在缺乏技术资料和材料的情况下，沈鸿和技术人员自力更生、因地制宜，设计了生产炮弹的设备，如制造引信、弹体、尾管、尾翅等一整套设备。此外，还有水力试压机，以保证产品质量。这些设备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为以后生产迫击炮弹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5年，茶坊兵工厂开始试制八二迫击炮弹。技术要求高，手头无资料，沈鸿指导大家精心测绘，从设计到生产都一丝不苟。虽为总工程师，但他的衣服和双手却常常满是油渍。他长时间守在工作台边，观察有没有缺陷，以便改进。从设计、制造到安装、使用、维修，在每一个环节都反复琢磨。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做出了完全合乎标准的迫击炮弹，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造无烟火药做酒精蒸馏塔

为解决抗战需要的武器问题，1938年，延安在茶坊乡附近的紫芳沟建立了兵工三厂，主要任务就是造火药。

造无烟火药，必先解决酒精蒸馏塔的问题。沈鸿自行设计出了酒精塔，酒精塔像蒸包子的蒸笼一层层摞起来。因为当时没有电焊，只能用螺丝拧紧，高、粗大约30厘米。每层钢屉内装配有管道之类的零件，工艺要求极严，难度超越想象。

要制造酒精塔，先找原材料。延安没有钢板，茶坊工厂从延长石油厂运来钢管“看料裁衣”，然后运进一孔大石窑。高度不够，搭上脚手架向上凿了个窟窿。到了10来层，认为可以了，一试验，只蒸出了90度的酒精，不合格。再向上加两层，蒸出来只有92度，还是不合格。“上天”无路了，只好把钢屉全部卸下来，向地下进军。挖呀挖呀，又增加了6层钢屉。这次试验终于蒸出了纯度达到98度的合格酒精。当看到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凝结成的晶莹液体时，近150个日日夜夜的焦虑、劳累统统抛到脑后，沈鸿开玩笑说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解决了酒精蒸馏塔，沈鸿又为紫芳沟化学厂设计和制造了乙醚制造设备、三酸（硫酸、硝酸、盐酸）制造设备，以及蒸汽锅炉、脱脂锅、离心脱水机、切断机、打浆机、碾片机、光石墨辊筒机等十几台机构设备。沈鸿和同事们依靠从上海带来的《化学工业大全》和一本英文版的《军用火药》，完成了火药的配方。

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成功造出了硝化棉火药，使4万枚手榴弹装上了这种威力强大的火药，运送到抗日前线。

多年后，沈鸿和别人谈起这件事时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就算我也上了前线，拼了刺刀”

制造机器设备和枪械自然离不开钢铁，可是延安被封锁后，哪有那么多钢铁呢？

军事工业局成立了炼铁部，指定沈鸿参与负责并兼任总工程师。沈鸿以学习为先，从自己带来的《化学工业大全》等专业书中整合炼铁的知识，结合延安没有焦炭只能用木炭做燃料的实际，设计了相应的小高炉。在延安大砭沟造起了鼓风炉，修理好别处找来的旧蒸汽机，将蒸汽锅炉也造出来了。高炉虽小，昼夜不停，炉光照耀天地，成为延安的一大景观。

这个小炼铁厂一直工作到1947年，每年还为解放区提供200多吨铸造生铁。

在抗战中，沈鸿为各兵工厂提供了成套机器设备数百台（套）134种型号，为民用工厂提供各种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全民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用他的话说，相当于“上了前线，拼了刺刀”。

由于对边区和抗战作出的突出贡献，沈鸿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1942年，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奖状，以“无限忠诚”四个字褒奖他的奋斗。

1944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以《模范工程师沈鸿同志》为题全面介绍这位海宁人的模范事迹。但是，沈鸿总把成绩归结为集体，他自己成功经验就一条：肯干+认真。

沈鸿被誉为“边区工业之父”，但他并没有止步。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研制，还负责了航空航天用的九大套设备的研发，涵盖1400余件设备。这些设备，至今仍在我国工业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长期在机械工业领域担任重要职务，包括长达18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是中国科学院唯一一位没有文凭的院士。

沈鸿（中）在葛洲坝工地现场

作者简介：朱利芳，海宁市文联王国维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