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铜爵。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兽面纹铜牌饰。

图为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二里头遗址青铜冶铸生产中的冰铜碎块。图片均为刘煜提供

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最早的国家出现，青铜手工业成为王权管控下独立的生产部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式、风格和工艺传统。这种风格和工艺传统得到了商周青铜器的传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标志性特征。

自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以来，二里头遗址青铜冶铸作坊的基本信息已初步确认：作坊区规模宏大，核心区域位于宫殿区以南的围垣内，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持续集中生产青铜器这一现象来看，宫殿区内还可能存在其他青铜冶铸地点。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生产总体呈现早期冶金技术从发端迈向成熟规范的发展特点，于二里头文化四期逐步形成基于铜、锡、铅的合金为主的特色青铜礼器传统以及铸造容器的复合陶范铸造技术传统，为商周时期青铜器生产的连续演变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学界关于二里头遗址青铜冶铸生产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比如，遗址是否存在冶铜活动？前人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青铜矿料存在两个集团的矿料来源，两处矿料利用、开发、互动的情况仍不清晰。近期，我们对二里头遗址2010—2018年宫殿区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及其冶铸遗物新资料，开展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工作，在作坊工艺内涵与青铜矿料来源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个重要发现是，二里头遗址青铜冶铸内存在“硫化铜矿冶炼—粗铜精炼—青铜合金化”的全流程工艺，除青铜合金化炉渣外，我们还发现了硫化矿冶炼渣、粗铜精炼渣、硫化铜矿石、冰铜等多种类型的冶铸遗物。这对深入理解二里头遗址青铜冶铸产业特征、早期铜矿资源开发与利用等具有重要指示性意义。

商代都邑的青铜冶铸业已经形成冶炼、铸造的分工格局，铜矿石的冶炼生产多发生于矿山附近，各类金属物料资源将被运输至王都或重要城市开展青铜合金化或熔炼铸造生产，而这种产业分工则反映了统一王权对青铜冶铸物料资源的远程控制。但是，青铜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二里头都邑遗址发现的冶铜与铸造遗物，显示出都邑遗址青铜产业格局的形成过程。目前看来，我们测试的冶炼渣的数量远少于合金化渣，是否意味着这种全流程工序的青铜生产具有实验的性质？我们将进一步探索二里头遗址冶铜、青铜铸造的生产规模及其时代演变特征，阐释二里头遗址王权统治下的青铜资源远程控制与分配制度形成的具体关系。

冶金技术史的视角下，二里头遗址硫化矿冶炼遗物的发现，还将改变学界对我国早期铜矿资源开采与利用的一种假定模式。学界存在一种假定的生产模式，即青铜冶铸的早期发展阶段倾向于优先利用氧化铜矿，硫化铜矿的开采与利用年代相对较晚。而二里头遗址硫化铜矿石、硫化矿冶炼渣、冰铜等遗物的发现，说明我国在较早阶段就已经使用了硫化铜矿资源开展冶炼生产，这也塑造了我国独特的冶铜技术发展路径。

第二个重要发现是，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生产至少使用了三处矿料来源，包括中条山地区铜料资源、中国北方地区铜与铅料资源，以及一种与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相同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资源。这说明，至二里头文化四期，伴随青铜冶铸规模的大幅度上升，使用了华北地区矿料制作的青铜器数量激增，但同时期来自中条山地区铜料的使用并未减少，甚至在二里岗时期仍有少量青铜器属于中条山铜矿生产的产品。

二里头文化四期，青铜合金化的生产线不断完善与成熟，大量来自华北地区的铜铅料被使用，青铜器的铅同位素信号也大幅度向华北地区特征偏移，致使研究人员难以通过这一信号辨识出被掩盖的中条山信息。值得庆幸的是，本次研究发现了多件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精炼渣与硫化铜矿即属于中条山信号，实证了遗址青铜冶铸生产对中条山地区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连续性。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生产处于技术传统成形与产业分工初期的重要阶段，陶范铸造技术、青铜合金技术、青铜器生产规模、产品材质类型的前后发展呈现出进步性、连续性的总体特征，为三代青铜礼器的制度形成奠定了基础。晋南地区的金属物料资源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一直支撑了王都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生产。二里头文化时期逐渐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跨区域的资源调配能力、对青铜生产的组织管理，共同构建了“礼乐中国”的物质基石。

这些凝结着智慧与匠心的青铜器物，不仅是技术突破的见证，更是早期国家通过礼制凝聚文明共识的生动实践。

（张周瑜 刘 煜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