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及夏朝的考证问题时，现如今普遍认同的看法是，夏朝后期的都城位于洛阳，具体而言就是二里头遗址。然而，关于“前半夏”究竟在哪里，依然存在大量争议。有人认为其位于嵩山，有的学者指出可能是在古河济，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其位置可能在晋南、四川，甚至是陕西甘肃一带。鉴于这个问题存在较大分歧，一些人开始提出跳出中国寻找夏朝的观点，甚至有人声称夏朝存在于巴基斯坦（即古印度）、古埃及、甚至是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等地。

然而，提出这些假设的前提似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首先，古代史书记载的王畿面积通常不过方圆千里，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夏朝的活动范围也大约如此。那么，夏朝是否可能远距离迁移，从国外一路迁徙到洛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说法无非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翻版，所依赖的逻辑值得我们中国人保持警惕。

夏朝不可能来自国外。在考古和史书记载中，夏朝前期的具体位置尚未得出统一结论，但可以确认的是，夏朝绝非来自外地。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许多关于夏朝的记载，已有考古发现加以佐证。例如，禹的父亲鲧曾被封于“崇”，即如今的嵩山一带，而在此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夏代的古城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更远处，还有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这些遗址的存在与“禹都阳城”的史书记载相吻合。再如新密的“新砦遗址”和禹州的“瓦店遗址”，瓦店遗址内甚至有大型的祭祀遗址，显示出当时强大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还有学者指出晋南的陶寺遗址是夏朝的都城，这也与部分史书记载一致。

尽管史书记载中关于夏朝的一些内容看似自相矛盾，但其实很可能反映了夏朝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记忆。无论如何，包括二里头遗址在内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在商朝之前，确实存在过一个强大的王朝。唯一的争议点在于，这个王朝自称是否就是“夏”，而这并不影响对夏朝存在的确认。

更为重要的是，从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中国的文化面貌一直是连续的，没有出现断层，或受到外域文化的主导影响。即使三星堆文化风格独特，但通过考古发掘，我们仍能在陕西甘肃、长江流域找到它的源头。更令人注目的是，三星堆的主要源头——宝墩文化，其“宝墩人”的古DNA显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来自黄河流域。因此，从人种到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夏朝真的是来自埃及、巴基斯坦或苏美尔等地，那么这些人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显然不可能凭空出现，他们必须穿越山川和沙漠，沿途必定会留下相应的遗迹。那么，这些遗迹又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些“外来者”偏偏选择来到了东亚中国？一旦他们到达，必定需要征服原住民、改变当地的文化面貌，但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切曾经发生过。如果夏朝真是外来侵略者，史书为何对这些过程一字未提，而仅仅记载了夏朝源自本土的历史呢？

因此，夏朝不可能起源于国外，所谓的“古埃及论”、“巴基斯坦论”以及“苏美尔论”毫无依据，是完全荒谬的看法，不值得相信。

至于所谓的夏朝古埃及论或其它地方的论点，从逻辑上来看，其背后的理论根本无法成立。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人都会知道，在那个时代，跨越如此长距离的交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些荒谬的观点为何仍然存在？其实，这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思想的延续。

1894年，法裔英人拉克伯里出版了《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在书中他提出，“公元前2282年，巴比伦的国王Nakhunte（即黄帝）率领巴克族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随后征伐四方，传播文明，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此后，瑞典学者安特生多次“误判”，认为中国的彩陶起源于中亚，最终将“中华文明西来说”这一论断形成体系。

“中华文明西来说”自提出以来，始终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可，理由很简单：一方面，中国的文化面貌没有发生剧变，始终延续着同一种传统；另一方面，中国的仰韶彩陶明显早于中亚地区，且中亚的彩陶反而是从中国传入的。安特生在断代上存在严重“误判”，这使得他的理论根本无法站得住脚。今天，任何再提“西来说”的人，都会引发众人的哂笑。

既然无法直接以“中华文明西来”为论点，某些人就转而提出夏朝“古埃及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贬低中国的历史。按照这种说法，夏朝是由古埃及人或其他外地人建立的，那么大禹、尧舜等人物，也自然是来自中国以西的外国人。这种论调最终目的无非是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与外来征服联系起来，从而为未来中国人接受“外来征服”打下铺垫。

归根结底，夏朝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它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根”的认同。如果夏朝真的是从国外引入的，那中国人的文化“根”又在哪里呢？因此，所谓的夏朝在古埃及或其他地方的观点，实质上是一场有意为之的舆论战，目的是重新构建中华文明的起源，削弱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值得我们时刻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