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春季，平西王吴三桂向朝廷提出撤藩请求时，年轻的康熙皇帝几乎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个请求。在朝廷的官方文献中，吴三桂的兵力仅为2.2万，与清廷庞大的八旗绿营军队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清廷当时约有八旗兵二十万，绿营兵更是接近六十万，而吴三桂的兵力连清廷的千分之一都不到，完全不在同一量级。

然而，当三藩之乱真正爆发后，康熙才惊觉自己对这位昔日的功臣的实力有着严重的低估。这场长达八年的叛乱，几乎将大清朝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局面拖入了深渊。那么，一个仅有2.2万兵力的藩王，为什么能够与强大的清朝对抗这么长时间呢？

康熙十二年春，吴三桂提出的撤藩奏疏送至京城，朝廷上下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兵部的官方档案清楚地列出了吴三桂的兵力构成：藩下甲兵约一万，投诚兵则有一万二千，总计约2.2万。相比之下，清廷的兵力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清军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总数接近八十万。此时，朝中的大臣们普遍认为，撤藩是合时宜的举措。康熙在御前会议上洋洋得意地说道：“区区二万余兵，何足道哉？”索额图、明珠等重臣纷纷附和，认为这时撤藩正是顺理成章。然而，这种基于表面数据的决策，恰恰反映了清廷对吴三桂真实实力的误判。

实际上，吴三桂从崇祯末年起便一直镇守山海关，指挥的关宁铁骑可谓是明末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虽然他投降清朝后，许多旧部被重新编制，但还有相当多的老兵分布各地。这些老兵对吴三桂有着深厚的忠诚，一旦吴三桂召集，他们随时可以集结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吴三桂在云南二十多年，建立了非常成熟的统治体系，朝廷所掌握的情报几乎空白，外界对云南的情况一无所知。

当时，山高路远的云南几乎没有与北京直接联通的有效情报网络，吴三桂刻意隐瞒了自己真正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动向，朝廷根本无法获悉云南的实际情况。兵部尚书巴泰曾向朝廷上奏，提到“滇省偏远，消息不通，难以尽知其详”。这种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为后来的错误决策埋下了伏笔。

吴三桂接到撤藩命令后，表面上表现得顺从，但暗地里却迅速开始筹划反叛的准备工作。他秘密召集了那些早已散布各地的老部队，这些人一直以来都以不同身份潜伏着。吴三桂的号召迅速得到了响应，仅仅数日，昆明城内便聚集了数万精壮男丁。经过短暂的训练，他们很快成为了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

吴三桂凭借这个急剧膨胀的兵力，使得清朝朝廷完全措手不及。当他在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后正式宣布反清时，康熙皇帝震惊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已不是一个仅有2.2万兵力的小藩王，而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叛贼。

朝廷曾认为云南只是一个贫瘠的边远之地，收入仅占全国赋税总额的不到2%。从表面上看，这个地方经济贫弱，不足以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这种分析忽视了吴三桂在云南二十余年的深耕细作。吴三桂通过占有巨额财富，强征民田，发展外贸，垄断盐井铜矿，逐步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与西藏的茶马贸易、蒙古的走私贸易中，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这些财富则成为他庞大军队运转的保障。

此外，吴三桂麾下的军队质量远超朝廷的预期。他的1万藩兵大多来自辽东，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精锐士兵。这些人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并对吴三桂忠诚无比。投诚的1.2万兵士则来自张献忠大西军的降部，他们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熟悉南方的地形和气候，能够发挥极强的机动性。

与此相比，清朝的军队却暴露出不少问题。八旗军自入关后，由于长期安逸的生活，战斗力逐渐下降，很多旗人甚至沉迷享乐，缺乏军事训练。绿营兵虽然数量庞大，但整体素质参差不齐，且缺乏实战经验。

在战争中，吴三桂凭借战术灵活、地形优势，成功地压制了清朝军队。当清军在贵州遭遇吴军时，一场战斗甚至使清军主力大败，损失惨重。此类情况在战争初期频繁发生，令朝廷上下深感震惊。

战争的持续爆发不仅让康熙感到惊恐，也暴露了清朝的财政危机。即使康熙曾表示，军费能够保障十年，但战争的消耗远超预期，国库银两急剧下降。康熙皇帝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来弥补财政窟窿，而民众的反感也随之增加，甚至爆发了民变。

与此同时，吴三桂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及时为部队提供足够的粮草和军需，这使得他能够稳住军心，保持战争中的优势。而清朝军队则陷入了士气低落、物资匮乏的困境，战斗力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吴三桂不仅凭借精锐的军队和雄厚的财政背景，与清朝展开了持久的对抗，更通过与地方官员的联合、民心的支持，展现了自己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清朝的诸多盲目自信、错误决策和内外困境，则为吴三桂的叛乱提供了充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