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我军逐步解放张家口、天津等重要城市，傅作义掌控下的北平日渐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城市。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傅作义决心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他开始与我党展开接触，意图通过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然而，这一过程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傅作义在名义上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对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心和不信任。

即使北平被傅作义控制，蒋介石依然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将领李文和石觉驻扎在这里。显然，他们并不支持北平的和平解放，因此傅作义与这两位将领之间，既有表面上的合作，也充满了明争暗斗。那么，傅作义与这两位嫡系将领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复杂的政治博弈呢？

在平津战役爆发之前，傅作义手下的60万大军横跨滦县至平绥线的广阔地区，重点防守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和张家口等重要城市。纵观地图，傅作义的防线呈一字长蛇阵，密集而坚固，几乎没有任何空隙可言。然而，正如前文所提，这支60万大军并非全由傅作义亲自掌控，实际上，绝大多数部队并不听从傅作义的指挥。傅作义为此心生一计，将蒋介石的部队安排在东北一带。如此一来，当解放军向关内推进时，蒋军的部队必然首当其冲地受到攻击，而傅作义则能在后方安然无忧。即使事态无法收拾，傅作义还可带领部队向西撤退至绥远。因此，傅作义从一开始便未曾指望能够保住北平，实际上他也早已准备好放弃。然而，由于我军在进军关内的过程中切断了北平与张家口和天津的交通线，这断绝了傅作义撤退的机会，也逼得他不得不与我党开始谈判。

从某种角度看，如果傅作义决心突围，他完全有能力成功逃脱。毕竟，他手下的兵力庞大。可是，考虑到南下后可能被蒋介石吸收，傅作义最终决定留下来，与我党进行殊死搏斗，选择冒险与我党谈判。这一点可以从傅作义提出的谈判要求中看出，他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保留一部分军队，这也显示出他仍然有意在解放后保留军阀地位，甚至希望在新政权中保持一席之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因此，傅作义的谈判不仅仅是一次政治投机行为，更是在困境中的一次深思熟虑的选择。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投机心理，才为后来的三轮和谈奠定了基础。1948年12月12日，傅作义派遣媒体人崔载前往平山，亲自与毛主席接触，力图促成和谈。实际上，北平的和谈是傅作义主动发起的，急迫的心情源自蒋介石政府对他的逼迫，尤其是蒋介石屡次派人劝他南撤。

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多次通过不同途径试图迫使傅作义南逃。第一次，蒋派遣徐永昌劝说傅作义撤退，傅作义断然拒绝。第二次，蒋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前往北平威胁傅作义，但再次遭到拒绝，甚至郑介民的代表住宅被炸毁，所幸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第三次，蒋派儿子蒋纬国亲赴北平，带着亲笔信和亲情劝说，甚至许诺给傅作义东南司令职务。但傅作义依旧不为所动，拒绝了这一安排。第四次，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尔亲自来到北平，并带来了杜鲁门总统的承诺——傅作义若愿意投降，将会获得极高的待遇，甚至可以先于蒋介石前往台湾。尽管如此，这一切的威逼利诱也未能动摇傅作义的决心，他再次严词拒绝。

然而，蒋介石不断施压的同时，也让傅作义意识到，和谈已是迫在眉睫的唯一选择。初次谈判时，傅作义提出了三个主要要求：一是释放他在新保安的部队，二是在华北建立联合政府，三是要求我军撤出平津线继续进行谈判。这些要求无疑是我党无法接受的，因为我党明确的立场是不容许傅作义保留任何独立武装，只有接受中央的领导，并可能留下一部分部队，傅作义本人也只能担任军事职务，全面放弃一党专政。

在接下来的几轮谈判中，经过不断的争论与妥协，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傅作义的部队可以出城并接受改编，不作为战俘对待，且傅作义个人及其部署的财产将被尊重保留，傅作义本人也可保留一支军队。

然而，即使如此，事情依旧没有完全结束。1949年1月，蒋介石意识到傅作义已不可能南撤，便亲自致信，希望能够派飞机接走他的一些嫡系部队。傅作义表面上答应，但实际上通知我军高炮部队进行干扰。当国军飞机降落时，我军成功进行了威慑，迫使蒋介石的飞机被迫撤离。

傅作义此举彻底激怒了蒋介石，但蒋依然通过自己在北平的两位亲信——李文和石觉，继续进行最后的抗争。就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夜，石觉的部队曾试图反扑，但最终未能阻止和谈的进程。1949年1月24日，石觉和李文等人被蒋介石的飞机接走，分别前往上海和四川继续战斗。然而，随着上海解放和台湾的进一步形势变化，他们最终都不得不流亡到台湾，结束了他们在大陆的政治和军事生涯。

此时，北平的和平解放终于进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