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外蒙古，是一个位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内陆国家，但在百年前，蒙古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外蒙古，被国际认可是一个国家只有几十年罢了。

而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蒙古省”，最终成为了蒙古国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

这人究竟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做了什么？

外蒙公投独立

清朝早期推行的盟旗制度，把蒙古族划分为不同盟旗，各旗之间不得随意往来，上层贵族被拉拢进京，底层牧民则被牢牢束缚在草场。

后来为填补国库，又搞起土地开发和移民实边，大量汉人涌入蒙古草原，草场被开垦成农田，外蒙古不少部族是被武力征服的，心里本就憋着气。

这时沙俄趁机派人潜入外蒙，给上层贵族送枪送钱，说只要脱离中国，就能保住草场和特权。

1911年辛亥革命枪响，外蒙的封建王公们立刻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可这独立只是名义上的，实际成了沙俄的附庸，税收被沙俄把持，矿产资源被随意开采。

而此时，清政府倒台，北洋政府掌权，但是面对沙俄进犯，北洋政府只僵持了几年，最后签了《中俄蒙协约》，外蒙成了“自治蒙古”，中国只保留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

苏俄内战期间，外蒙人发现换了个“主子”还是一样，北洋军阀派去的官员照样横征暴敛，牧民们怨声载道。

有人开始效仿俄国革命，秘密组织起蒙古人民党，喊出“真正独立”的口号，悄悄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雏形，只是这政权没被任何国家承认。

等到苏联站稳脚跟，立刻接过沙俄的角色，给外蒙送武器、派顾问。

二战快结束时，斯大林跟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碰头，把外蒙独立当成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

国民政府被迫签了《中苏友好联盟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同意外蒙古通过公投决定前途。

同年10月，外蒙古举行公投，97.8%的选票支持独立，国民政府最终在1946年正式承认其独立。

这一系列进程中，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乔巴山始终站在最前沿，成为推动分裂的关键人物。

蒙古独立的关键人物

乔巴山出生于1895年车臣汗部一个贫困的牧民家庭，父亲靠给王公放牧维生，母亲纺线换来的奶豆腐，要先分给地主家的孩子。

当时，父母认定只有当喇嘛才能摆脱贫困，13岁那年，乔巴山被捆着双手送进寺庙。

寺庙的日子比草原艰难，老喇嘛的戒尺每天落在乔巴山背上，师兄们抢他的食物，夜里把他的铺盖扔到雪地里。

乔巴山学会了用沉默忍受，却在心里数着日子，17岁的一个深夜，他和同样受欺凌的伙伴撬开锁，揣着半块干酪逃向库伦。

皮鞋磨穿了底，脚底板结着血痂，他们沿着铁路走了七天七夜，来到了库伦地区。

在这里乔巴山抓住机会进入了俄国小学当中，他第一次摸到钢笔，课本上的十月革命故事让他彻夜难眠。

后来乔巴山进入电讯学校，在发报机滴滴答答的声音里，他听到了列宁的演讲录音。

25岁那年，乔巴山在街头张贴传单，上面印着“草原不属于王公”，被巡逻兵追得钻进下水道，污水没过胸口也没松开攥着的传单。

1920年，乔巴山和苏赫巴托尔在一间破仓库里组建蒙古人民党，七个人围着油灯发誓时，他磨出茧子的手按在党章上。

他们偷偷翻印《共产党宣言》，在牧民中串连，把俄国运来的步枪藏在运盐的马车里。

次年，沙俄残余势力在库伦建立傀儡政权，他带着二十个牧民子弟，趁着暴风雪奇袭军火库，缴获的机枪成了人民军的第一件重武器。

1924年，外蒙古取消君主立宪制，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赫巴托尔当选领导人那天，乔巴山在台下悄悄整理军装——他刚被任命为副总司令。

三年后，苏赫巴托尔突然去世，乔巴山在葬礼上扶着灵柩，三天后就下令逮捕了五位“反革命将领”。

接下来的五年里，乔巴山清洗了超过三千名异己，包括曾经的战友，监狱里的标语换成了他的语录。

乔巴山和苏联签订《苏蒙互助条约》，允许苏联在草原驻扎军队，换取坦克和飞机，牧民们发现，孩子上学要学俄文，寺庙的金顶被拆下来熔成金条运往莫斯科。

1937年，乔巴山下令关闭所有寺庙，上万喇嘛被送去挖煤，反抗者被机枪扫射在山坳里。

1945年的公投前夜，乔巴山带着卫兵巡视投票站，毡房里的牧民不敢抬头，他的皮靴踩在牛粪上的声音格外清晰。

投票结束后，统计员把结果递给他，97.8%的同意票后面，画着他亲手加的三个感叹号。

那天晚上，他在电台里说：“草原终于属于我们了”，背景音里，苏联军乐队正在演奏《国际歌》。

乔巴山的争议

在蒙古国的教科书里，乔巴山的名字始终与“民族解放者”绑定。

乌兰巴托市中心矗立着他的青铜雕像，基座上刻着“带领蒙古人民挣脱枷锁”，中小学课本里印着他与苏赫巴托尔握手的画像，每年独立日，都会有民众捧着献花来到纪念碑前。

但权力巅峰的乔巴山，早已偏离了革命初衷。

他掌权后，迅速构建起个人崇拜体系，报纸头版必须刊登他的语录，广播里每天播放“乔巴山思想照亮草原”，连牧民的蒙古包上都要悬挂他的肖像。

任何质疑声音都被视为“反革命”，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中，党政军高层几乎换了一遍，数万人被定为“日本间谍”或“亲华分子”，处决名单上甚至包括当年一起逃离寺庙的好友。

《苏蒙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军事顾问进驻蒙古军营，经济计划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乔巴山强行推行集体牧场，牧民的私有牲畜被收归公有，反抗者被没收财产流放至西伯利亚。

重税压垮了手工业者，首都库伦的商铺倒闭过半，百姓只能凭票领取配给的面粉，黑市上一块砖茶能换一头羊。

乔巴山还下令关闭全国90%的寺庙，数万喇嘛被强制还俗，古籍被当作“封建糟粕”焚烧，其中包括元代流传的《蒙古秘史》手抄本。

新蒙古文改用西里尔字母拼写，老一辈牧民看不懂政府公告，孩子们在课堂上只能学习俄语和苏联历史。

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五一劳动节”游行，队伍里举着斯大林和乔巴山的画像。

在中国视角里，乔巴山的“功绩”始终带着分裂的烙印，外蒙古独立让中国失去了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内蒙古边境的牧民从此隔界相望，传统贸易路线被切断。

国民政府档案里，他的名字旁标注着“苏俄傀儡”，而新中国成立后，中蒙关系因这段历史长期紧张，直到1992年才实现关系正常化。

如今，乌兰巴托的年轻人在乔巴山雕像前自拍，却少有人知道那些被清洗者的名字，也鲜有人提及当年被迫害的喇嘛。

他留下的蒙古国，像草原上的风，一半带着独立的荣光，一半裹着难以言说的沉重。

参考文献

环球网——2015-10-23《苏联操纵的外蒙古独立公投:秋海棠变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