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昕蕾

大唐盛世，万国来朝。

彼时的长安，不只是一个帝国的都城，更是整个东亚乃至欧亚大陆文明的汇聚之地。

这里是万里丝路的终点，是各国王侯使节趋之若鹜的世界中心。“天可汗”的威仪跨越山海，西域诸国、波斯萨珊、新罗高丽，乃至大食罗马，都曾将使节派遣至此。

在这浩浩汤汤的队伍中有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各国送往长安的质子。少年之身承载着家族的期许，被托付给长安。

这其中有位不起眼的少年：他出身新罗王族，家族三代人都以质子身份留在唐朝，成年后他入朝为官，48岁去世后，被葬在了长安。

近日，考古人员在西安发现了一座唐代新罗质子墓。墓主人金泳，便是故事的主人公。

01

异乡为家：长安城中的新罗人

在古城静谧的地下，金泳的墓志铭讲述着一位异国王孙在大唐的一生。

他来自新罗——公元前至公元10世纪曾在朝鲜半岛上存在过的一个国家。

▲唐与新罗地理位置示意图

金泳是王族之后，他的祖父金义让是当时新罗国王的堂兄。金义让早在开元年间（712—741年）便踏入盛唐都城，成为新罗派驻唐廷的“质子”。“质子制度”是一种以亲属人质换取政治信任的制度安排。

金义让的三个孩子都在唐朝这片土地上长大，他的长子就是金泳的父亲。从那时起，金家三代都以质子身份在唐廷中扎下根来。质子制度既是远方藩属的象征，也是唐帝国政治秩序中的一环。

金泳入唐廷为官后，起初他的地位并不显赫。大历三年（公元768年），金泳被任命为副使后首次踏上回归新罗之路，为唐朝传达册封与安抚之意。

从新罗归来后金泳受到唐代宗的赏识，官职从正七品升到了从五品“太子洗马”一职——不过，因唐玄宗一朝开始太子就不住在东宫，所以“太子洗马”也成了虚职。

此后三年，金泳因母亲去世为其守孝，守孝期结束后金泳再次被派往新罗。这次出使新罗时，新继任的新罗国王向唐王朝奏请封金泳为蕃长——“蕃长”是唐宋元时期中央设立用以管理蕃商、蕃坊的官职，金泳本人通晓两国语言和事务，被任命也很合理。

据史料记载，金泳是目前唯一一位可考据的新罗蕃长。

九年后，金泳去世，结束了他宛若两国间桥梁的一生。去世后金泳被追赠为登州都督，位列正三品，丧礼由唐廷操办，墓地、棺椁皆为皇帝御赐。

▲金泳墓志铭拓片

这不仅是礼遇，更是朝廷对一个“外臣”深度参与唐朝政治生活的认可。金泳曾娶出身太原王氏的一名女性为妻，子女众多，显示出这位异乡王族早已在文化上与大唐血脉相交融。

金泳的墓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唐王朝如何对待与接纳异乡人的窗户。也让人得以想见，在那个文化交汇的时代，一位新罗王孙是如何在他国度过沉稳而复杂的一生。

02

藏在秦岭山中的“韩国道教祖庭”

从新罗远道而来长安城的，远不止金泳一族。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西北大学的李之勤教授在与陕西省交通厅的同仁们考察秦岭山中的古子午道时，发现了一块刻着楷体文字的巨型花岗岩。这，就是从未见于史书的新罗金可记摩崖石刻。

▲西北大学李之勤教授（1923-2019）

文字记载了新罗人金可记的事迹。公元9世纪，新罗人金可记留学长安，并拿到“宾贡进士”的身份。“宾贡”是唐朝为吸引异族学子入朝为官专门设立的考试制度，随着吐蕃、高句丽、新罗等国的贵族子弟大量来到长安，这一制度逐渐确立。

不过，金可记在取得进士身份后并没有像前述中的金泳那样入朝为官，而是迷上了修行。他修行的地方，就是唐代著名的道家圣地子午谷。

▲终南山子午谷内

传说金可记隐居在子午谷中修道，最终“服气炼形，终于得道，升天而去。”

为什么一个新罗人会选择在异国皈依其他宗教？要知道，在当时的新罗，本土的“仙教”香火旺盛，有着大批忠实信徒。

▲金仙观中记载金可记事迹的碑文

7世纪上半叶，金可记因思念故土曾一度返回新罗。当时仙教在新罗本土发展得极为强势，并且这种信仰经过长期发展已深深根植于社会各阶层的观念体系中。这一宗教体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其原本的精神内核，坚韧、纯粹的修行精神逐步变得形式化、贵族化，甚至带有一定的政治工具倾向。

与此相对的是，唐代此时的道教，呈现出一种更具“人本主义”色彩的特点，强调“凡人可成仙”的理念，强调通过修炼和积德，普通人也能追求超凡境界。此外，道教还表现出对外来文化与人物的相对开放态度。这种开放性，与唐代文化中浓厚的“天下一统”“兼容并包”的精神密切相关。

金可记当时已深受唐文化和道教思想的影响。他长期生活在大唐的土地上，特别是在终南山的子午谷一带修行，显然更适应唐代以道教为代表的文化氛围。因而可以推测，他在返回新罗后，面对家国宗教与文化气氛的异化与疏离，难以融入其中，最终选择重返唐地继续其在终南山的修行生活。

可能很多西安本地人都不知道，今日的终南山子午峪内坐落着一座“韩国庙”——它就是金仙观。

金仙观在汉朝时曾被称为“玄都坛”，到唐朝时已经成为重要的道教场所之一。

▲坐落在秦岭深处的金仙观

后人根据金可记在子午谷的历史传说将道观翻新修缮，并将其改名为“金仙观”。近代以来，还新增了一方由韩国道教协会会长崔炳柱先生所题写的“韩国道教祖庭”石刻。

在考古发现与文化记忆的交织中，金泳与金可记的故事，不只是历史人物的过往，更像是横贯古今的文化通道，引我们回望那段中韩交流往来密切的时代。

03

千年之后 文化回响未歇

金泳与金可记，也许只是唐代万千异国来客中的两粒尘埃。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个体，构成了中韩关系千年交往的真实图景。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与中国大陆毗邻而居，唇齿相依，两地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交流屡屡见于史书。新罗作为与唐朝同期共存的国家，双边往来尤为频繁。

今天我们讲述金泳与金可记，不只是为了缅怀几个异乡人，也是为了重拾两国曾共同书写的历史篇章，让那些埋藏在地下、尘封于庙宇道观的文明交汇时刻再次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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