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吴黄武初年的政治风暴中，暨艳与徐彪的事件可说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高潮则是围绕着张温展开的。张温的仕途宛如一颗流星，短暂且辉煌，但也迅速陨落，这一过程的速度和戏剧性令人感慨万千。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孙权起初严厉处理了暨艳与徐彪的案件，然后以张温与二人有深厚的关系为由，将他拖入了案件中。结合二人曾联手弹劾丞相孙邵一事，许多人认为张温的案件理应与暨艳案捆绑在一起。然而，这种粗略的判断未必能还原事件的本质，因为张温的情况与暨艳截然不同。

那么，为什么张温会遭遇孙权的严厉打击呢？这一切还得追溯到他踏入仕途的起点。张温在黄武初年才开始仕途，那时他已经32岁。相比之下，陆逊21岁才开始为孙权效力，陈寿显然认为张温起步较晚，而这个迟来的进入官场又显得有些不寻常。尽管在建安年间，孙权逐渐加大对江北士族的重用，但这种做法仅限于核心岗位，随着政权的发展，单纯依靠淮泗地区的人才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江东士族的力量逐渐充实了中层职位，陆逊、顾邵和朱桓等人早于张温踏入了仕途。

从张温的传记来看，他的名声早已在当时传开，孙权关注到他并且征召他入仕，也许并非纯粹是孙权的主观决策，而是因为他的声望和才华引起了诸多人的推荐。张温在年少时便有所建树，而非等到三十多岁才崭露头角。为何孙权一直没有重用他呢？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上一代人之间的积怨。在江东的四大家族中，顾氏与朱氏在孙策渡江后保持中立，并未表露鲜明的立场；陆氏与孙策的恩怨也早已化解，关系逐渐修复。然而，张温所在的张氏家族与孙权之间的矛盾却较为复杂。

张温的父亲张允曾是孙权杀害名士高岱的朋友，而张允与孙家之间的关系或许正因高岱之事而产生了隔阂。正因如此，张温在早期并未受到孙权的青睐。直到孙权渐渐得到重臣的推荐，张温才被纳入了孙权的视野。作为一名身世显赫的儒学士人，张温不仅才华横溢，且具有分明的是非观，他被视为一个能够利用政治斗争达成目标的有力工具，但也因此成为一把双刃剑。

张温并非不明白他被推举的背后目的，但为了自己的仕途，他不得不接受这种角色。起初，他和暨艳联手对抗孙邵，展现出合作的态度。但随着暨艳的激进行为愈加明显，张温逐渐与他保持距离，因为他比暨艳更清醒，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除了初期的合作外，张温并未深度参与到暨艳的激进政治操作中。

陆逊等人劝阻暨艳时，并未提及张温，这说明张温未必深度参与了暨艳的行动。尽管两人性格相投，且张温曾举荐暨艳，但理智使他逐渐疏远了这个政治伙伴。最终，孙权依然对张温展开了严厉的打击。

根据张温的传记，有说法认为他在归来后过度美化蜀汉，引起了孙权的不满。再加上张温的声誉日渐提升，使得孙权心生忌惮，最终借助暨艳案对他进行打压。然而，孙权已是成熟的政治家，他不可能因为这种小事便对一名名士采取极端手段。孙权严厉处理张温，显然另有深层原因。

在孙权给张温定罪的文书中，首先总结了他的罪状，如“图凶丑”、“挟异心”，但这些罪名显得模糊不清，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为了加强论据，孙权提到了暨艳，认为张温是其背后的支持者，并接着下了结论：凡非张温党羽者，必加以打压。孙权举了殷礼、贾原和蒋康作为例子，认为他们都是张温的党羽。而关于张温在豫章讨贼一事中的失误，似乎仅是附带提及，具体原因尚不明了。

张温被定罪后，文武百官大多未为他说话，江北的武人及宗室贵族看此事甚为高兴，而儒学士人则由于孙权明确表态，对张温的态度已不言而喻，因此他们也不敢轻易为他辩解。唯一为张温说话的，是骆统。他认为张温确实有过错，但这主要是因为能力有限，而在忠诚方面没有问题。骆统为张温辩护，指出他与当年被孙权杀害的沈友相比，并无大错，张温的罪行或许并非完全属实。

尽管如此，孙权依旧未给张温任何赦免，而是继续加大对他的打击。至于张温是否真有结党行为，事实并不简单。张温所结交的“党羽”如暨艳、殷礼、贾原等人，并非真正的政治重臣，连张温本身也算不上真正的高层人物，因此，单从这些人来看，张温的所谓“结党”似乎并不成立。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张温确实代表了庞大的儒学士人群体，这才是孙权真正的威胁。

孙权不只是针对张温，而是对整个庞大的儒学士人集团表示警惕，这个集团的力量在东吴的政治中日益强大，成为孙权不得不防的对象。张温作为其中一员，某些行为的确具有这一群体的代表性。孙权并不直接与这些儒学士人展开全面对抗，而是通过打击张温这样的个体，来对其背后的势力进行警告。

最终，张温的仕途就此结束，他在政治斗争中成为了牺牲品。尽管他在仕途上具有不小的才能，但他并未能够选择完全脱离原有的群体，最终未能避免结局。在被罢黜六年后，张温黯然离世，激烈的政治斗争也暂时平息。顾雍担任丞相，陆逊辅佐太子孙登，表面上看，东吴的政治局势得到了缓和，但实质上，孙权依然需要时刻警惕这个庞大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