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丁盛被安排到南昌居住，然而由于身体不适，他仅过了几个月便又迁回南京生活，这是因为身边并没有儿女能够随时照顾他。回到南京后，尽管和孩子们共同生活，但家庭的经济状况却相当拮据。

在那个时期，丁盛的生活费为150元，妻子每月仅有一百多元，女儿丁克西作为医生的收入是120元，另外两名子女毛毛和小江各自收入在八九十元之间。合计下来，一家人的月收入不足500元，虽然在1980年代初看似不算少，实际上支出同样很大。如丁盛所言，这点钱仅仅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其他方面的消费几乎无从考虑。

五百多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虽然不是小数目，但与丁盛曾经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时的经济条件相比，显得尤为不足。作为司令员时，他的许多生活物资都是由组织提供的，几乎无需花费个人的收入，只有在想购买额外物品时才会动用自己的钱财。那时，购买商品并不仅仅凭借金钱，更重要的是票证的配给。丁盛本人户口在南昌，不享有南京的相关待遇，许多商品与服务他都无法获益，只能依靠与家人共用。

以前作为军区司令所住的房屋可谓冬暖夏凉，而在自己生活的时候，一切都需要自己打理。冬天没有暖气，寒冷如侵袭般让人备感折磨，面对这样的困境，唯有咬牙忍受。加之房屋原本就不大，都是老伴的居所，家庭成员挤在一起更显得不便，许多人难以体会这样的压力。

在八十年代初，丁盛一家的经济状况还算过得去，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家庭成员的工作几乎没有太大变动，经济问题自然不断加剧。女儿是一位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已经成家立业，但丁盛对她说，现如今家中情况不容乐观，各方面都遇到困难，需要寻找解决之道。他常说“人挪活，树挪死”，意在告诫女儿必须积极寻找出路。

丁盛意识到女儿拥有能力与学历，鼓励她走出去看看，认为广东、深圳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蕴藏着更多机会，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到了1987年，个体经济日益活跃，许多歌手也开始四处演出。尽管丁盛对女儿十分不舍，而女儿也不愿离开父母、丈夫和孩子，但他们都知道必须有所行动。若能够解决丁盛的问题，自然不需东奔西跑，然而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还需按部就班，先处理眼前的事情。

女儿最终决定南下深圳，寻找医院的机会。在一家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的专业能力得到了认可，最终被接纳为员工。女儿在新地方工作的同时，丁盛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既不舍又觉必须如此，毕竟生活压力促使她必须追求更高的收入。

丁盛有多名子女，大女儿和儿子都在广州，而毛毛和小江后来也相继前往广东，一人选择在惠阳生活，另一人则通过关系到了深圳。起初，兄弟姐妹几人聚在一起居住，但空间十分局促。毛毛的丈夫是军官，分了一套房子后，他们的家庭搬了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八十年代，这一家人在生活的压力下共同努力，逐步克服了艰难困境。

到1989年，子女们全都迁往广东，丁盛和妻子也跟着前往深圳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子女带来的照料，此外南京的严寒冬季也比不上深圳温暖舒适的气候。经过一段时间生活问题的逐步改善，1990年丁盛重新踏上了申诉的道路，接下来的九年中，他不断为自己的问题奔波，最终却未能如愿实现自己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