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训练总监部和南京军事学院因反教条主义风波成为舆论的焦点，南京军事学院更是被批评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在这一背景下，张宗逊作为训练总监部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受命带领工作组前往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调查。然而，他与萧克之间却产生了意见分歧，两位同为训练总监部领导的高层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争执？

张宗逊的历程与训练总监部的设立

1952年，张宗逊从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调任为第四副总长，承担起了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的管理工作。1955年，随着训练总监部的成立，军队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开始由其统一管理。刘帅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部长，但由于健康原因，叶帅代理了这一职务。

训练总监部下设六个部门，负责不同的职能，每个部门的部长由训练总监部的副部长兼任。李达担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萧克负责战斗训练部；张宗逊则主管学校管理部；彭绍辉负责科学条令部；周士第主管外军训练部；郭天民则担任军事出版部部长。那时，张宗逊依然兼任副总长，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训练总监部的事务上。

萧克的接任与反教条主义的开始

1957年，训练总监部的领导发生了变化，萧克接替了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职务。刚上任不久，反教条主义的浪潮便突然席卷而来。回顾建国初期，我国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特殊，政府推行“向苏联学习”的政策。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苏联的顾问被引入各个行业，我军在军事建设方面也大量借鉴了苏军的经验，许多教材、训练方法、战术理念都从苏联引入。尽管有许多借鉴成功的例子，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照搬照抄”的偏差。

然而，这一问题也在不断修正和改进中。尽管如此，许多人开始指责这些做法过于教条，甚至认为从训练方针到内容、方法，都存在严重的苏联化倾向。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人提出，虽然新中国的抗美援朝时期大量使用了从苏联引进的装备，不能说不借鉴一些苏联经验，但也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张宗逊的调查与萧克的看法

1956年，张宗逊作为训练总监部院校部副部长，前往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调查。在与军事学院及总高级步校的多次座谈中，他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报告。他肯定了几年间学习苏军经验所取得的成绩，但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差——一些不适合我军的东西被照搬了过来。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旨在优化当前的军事训练体系。

然而，萧克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张宗逊在调查过程中带着固定思维，对某些问题的意见未经过充分核实，直接得出南京军事学院存在严重教条主义的结论。在当时的学习苏联高潮期间，曾提出过一些过于激进的口号，如：“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死学活用”，以及“不能不学苏联”的等。这些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过度依赖苏联模式的现象。而现在，将这些学习过程全盘否定为教条主义，萧克认为是不公平的。他认为，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看，南京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是有成绩的，缺点和错误只是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完全可以在实践中逐步纠正。

1957年第二次调查与结果

1957年2月，另一个工作组再次前往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调查，得出结论。萧克认为，虽然调查中发现了些许问题和错误，但这些都只是改进的空间，并不应夸大其严重性。他强调，军队的训练方针已经经过上级审定，任何调整都应该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不应轻易否定之前的努力和成绩。

然而，到了1957年底，张宗逊不再担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职务，而是调回总参担任专职副总长。此时，训练总监部的改革已经逐渐显现。

1958年四级干部会与萧克的离职

1958年，训练总监部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许多与会人员提出了对张宗逊处理问题的意见，会议的气氛也逐渐紧张。尽管萧克认为这些意见应该私下传达，并不需要张宗逊亲自回到会议现场，但他最终还是被请回来。会议临近结束时，总政工作组的到来让局势迅速发生变化，会议的风向骤然转变。

随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对训练总监部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批评。训练总监部最终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撤销，所有部门合并为院校管理部、军事训练部、军事出版部三个部门，并并入总参。萧克和李达也在这一过程中离开了军队，分别调任农垦部和国体委副职，直到1970年代他们才重新回到军队工作。

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训练总监部的改革和调整，也揭示了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下，关于“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已成为大环境中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