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一旦情绪冲动，做事就完全不考虑后果，他们干过之后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进而陷入深深的懊悔与恐惧中。司马昭便是这样的人，他在街头刺杀皇帝曹髦的举动，直到清醒后都令他后悔不已。这件事让他深感焦虑，始终未能摆脱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弑君门”事件发生后，司马昭的政治生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为自己或司马家清白了。这是因为，他的行为实在过于丧心病狂，连一点点道德底线都没有留下。换句话说，司马家再想以某种相对体面的方式接管曹魏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经过深思熟虑，司马昭最终决定，要为自己和家族“洗白”，只有一条路——立下无上的功劳，创造可以抹去罪行的大功绩，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弥补。那时，唯一可供选择的目标便是蜀汉和东吴两国。从历史上看，曹魏与东吴多有过接触，曹魏对东吴拥有显著的心理优势。自曹操时代以来，曹魏的将领便经常通过打击东吴积累战功，频繁刷新记录，战绩颇丰。然而，东吴的地理范围广阔，势力也较强，因此，如果灭东吴，所需要的资源和投入也会相应增加。相比之下，蜀汉虽然实力较弱，但更为容易突破。曹魏从曹操撤军后，便一直未能成功攻占蜀地，反而被丞相姜维等人多次挑衅，形势颇为棘手。

经过权衡，司马昭决定，先向蜀汉发动进攻，因此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二士争蜀”之局。

实际上，司马昭原本不打算优先选择蜀汉作为进攻目标。因为蜀汉政权的创立者刘备的精神和意志早已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蜀汉仿佛是那种打不死的小强，根本难以轻易摧毁。而且，想要攻灭蜀汉，就必须越过那八百里秦川这条险恶的“魔鬼赛道”，那可是极为困难的任务。即使曹操在汉中之战后撤退，曹魏三十多年来，除了曹真、曹爽象征性地发动过几次对蜀的进攻外，基本上都在蜀汉的攻势下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司马昭自然会从父亲司马懿那里听到不少关于蜀汉难以攻克的声音。

然而，司马昭之所以非得攻灭蜀汉，还是有其深层原因。首先，他个人因弑君事件的严重性，若不制造一场艰巨的战役，他的罪行难以得到弥补。其次，曹魏与蜀汉的政治冲突更为尖锐，蜀汉一直在公开挑战曹魏的合法性，这种政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战胜蜀汉来彻底解决。而东吴相对来说更多的是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若灭东吴，既不痛也不痒，反倒没有足够的政治意义。而第三，蜀汉自己犯了战略上的失误，给了司马昭可趁之机。

蜀汉的破绽出现在姜维的“敛兵聚谷”计划后。姜维因最后一次出征不利，带着三万蜀军驻扎在沓中，而这让汉中的防线变得异常薄弱。再加上蜀汉丧失了对川中要塞的控制，姜维心太大，打算以“空城计”来诱使魏军进攻，殊不知此时魏军正蠢蠢欲动。而且，姜维与汉中之间山脉相隔，支援困难，魏军可以从多个方向进行突袭。司马昭明白，这一切只要抓住姜维与汉中的裂缝，战斗便十拿九稳。

因此，司马昭迅速决定发动战争。魏军计划通过两条战线，快速夺取蜀汉的要害区域。战前的情报显示，姜维驻军三万，而成都的防守力量不过四万，整个蜀汉的军力不足十万，形势非常不利。更重要的是，姜维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并未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他不仅没有回防，还将三万大军留在了前线，任凭局势发展。

司马昭知道，只有把姜维的三万大军与汉中的防线彻底割裂开来，才能一举摧毁蜀汉的抵抗力量。魏军在多个战场上展开进攻，尽管蜀汉一度尝试集结力量进行反击，但由于姜维的错判与迟疑，局势逐渐恶化，最终蜀汉在几乎没有反应的情况下被魏军击败。

最终，钟会和邓艾的联合进攻让蜀汉彻底崩溃。钟会和邓艾之间的争功与内斗，进一步加剧了蜀汉的灭亡。这场历史性的战争背后，不仅仅是权力的角逐，更是每个参与者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和策略，去打破历史的枷锁，创造出自己的传奇。

在这些政治斗争背后，姜维、钟会、邓艾三人各自有着不同的动机与战略。姜维虽然表面忠诚，却未能及时挽救国家危机，钟会虽然才智过人，却因雄心过于膨胀最终走上了背叛的道路，而邓艾则是典型的“为功名不择手段”之人，他们的决策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荣耀，更是为了权力与地位的追求。

在这场“二士争蜀”的历史大戏中，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阴谋与算计，而最终的结果则证明了那句古老的格言——“时势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