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东北地区是其投入最重的战场之一，仅次于朝鲜。不同于资源贫瘠且地震频发的日本本土，东北平原地势辽阔，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肥沃的土地资源，成为日本觊觎的宝地。若非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及苏联军队南下迅速击溃关东军，彻底打乱了日本的战略布局，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国家甚至曾考虑舍弃本土，把战线转移到东北，继续抵抗到底。

1928年底，一名在日本某政党干事长家中担任抄写员的日本人，偶然看到了一份极其机密的文件，内容涉及中国的战略布局。他一边抄写，一边不断权衡利害，额头上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文件快抄完时，他做出了一个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决定——将这份文件秘密转交给中国人。

回到家后，这名日本人凭借记忆将文件内容默写出来，并悄悄交给了一位在东北政府驻日机构工作的日籍华人。面对好友的质疑，“这是真的吗？日本政府真的会照着这文件上的计划去执行吗？”他摇了摇头，说自己也无法确定，只是把文件转交出来，关乎中国命运。随后，这份文件迅速被转交给东北政府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

王家桢细读这份文件后发现，它是由日本政友会新任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的机密会议记录。由于抄写仓促，字迹潦草且内容存在错漏，他耐心地补充缺字，调整词句并翻译整理。此文件正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义一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者。早在1913年，他发表的《滞满所感》一文便明确表达了他的野心，其中已隐约体现了《田中奏折》的核心思想。《滞满所感》中高呼：“大陆发展乃吾人民族生存之第一义。”《田中奏折》更是直言：“我大和民族欲布武于亚细亚大陆，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这两者是田中军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只是时间先后之别。

东方会议另一重要人物是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他在会上强调：“满洲与蒙古，无论在历史、经济还是国防层面，对于日本而言，都是大陆的生命线，日本必须优先确保其控制权。”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则主张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将该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虽然《田中奏折》未对外公开，但其核心内容却被日本政府纳入《对华政策纲领》，以田中首相的“训示”形式公布，毫无掩饰地暴露了日本对东北的野心：“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在国防和国民生存方面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日本不仅需给予特别考虑，更负有统治的责任和义务。”对田中等人来说，东北几乎已视为日本领土，无论名义或实际都不容中国“侵犯”，否则将采取断然“自卫措施”加以占领，这种肆无忌惮的理念最终促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

占领东北，是日本征服中国乃至全球的第一步，这也是《田中奏折》的根本思想。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制造柳条湖事件，全面侵占中国东北。为实现对该地的长期统治，关东军提出了一个长达20年的侵略计划，计划向东北移民500万人。

日本移民东北的目的主要有四：首先是政治目的。通过大规模移民，日本意图实现对东北的永久占领，使其成为日本国土的延伸。移民带来的强烈民族色彩将改变满洲社会的结构，利用日本移民的影响力塑造东北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成为日本侵略的助燃剂。显然，日本认为只有增加日本人在东北的数量，才能稳固统治，将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一部分。

其次是经济目的。东北土地肥沃、人口稀少，面积是日本本土的数倍，是世界重要的农业产区。粮食正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必需品。日本战犯古海忠曾指出：“尽管日本工业化程度较高，但国内粮食严重短缺，东北最大的价值在于增加粮食产量，持续供应本土与军队。”日本移民的农业生产既满足了“土地饥饿”农民的粮食需求，战争期间则成了战地粮仓，随时为日军提供粮食。

第三是军事目的。日本移民不仅巩固了关东军对东北的统治和镇压能力，也为对苏联的进攻作准备。东北人民激烈反抗日本入侵，显示了未巩固殖民地的脆弱，日本只能通过移民定居农村，逐步控制东北乡村。这些移民多集中在东北北部，方便为关东军北上苏联提供后勤支持。

最后是缓解日本国内的农业危机与阶级矛盾。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增强，但农民生活水平依旧低下，有数据表明当时日本农民的生活甚至不及中国江苏的普通农民。土地矛盾异常尖锐，农民与地主的冲突频繁，1924年农民与地主发生斗争2434次，1931年激增到3419次。米骚动由一次抢米事件引发，迅速波及全国，影响近千万日本人。将部分农民迁往东北，能有效缓和国内的革命压力。

截至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历经40年移民侵略东北，移民总数超过35万，从最初“试点移民”到“武装移民”，再到国家政策推行的“国策移民”。这些移民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凶，冷酷无情，屠杀东北百姓，试图印证东北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

除了通过移民巩固占领，日本还在东北推行殖民主义教育政策，大肆灌输奴化思想，迅速培养可供日伪驱使的奴仆。首先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削弱中文教学。1932年南满洲教育会编纂的中小学教科书中，日语教材多达9种，而国文教材仅有3种。1935年南满中学课程中，日语课时不仅多于国文，还在预科阶段安排20课时，占总课时大半。

其次，强行灌输“日本精神”。日伪政权以《教育敕语》为纲，广泛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历史与地理课程被刻意篡改，教授经伪满当局修改的东洋历史、日本历史、满洲地理和日本地理。修身课成为思想控制的利器，教材多达6种。学生被要求忠诚伪满皇帝与日本天皇，赞颂“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战争”，并甘愿为战争效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节节败退，日伪政权进一步强化精神教育，把东北作为日本的最后退路。所有中学统一实行军事训练，《时局诏书》明确要求学生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战争服务。体育课改为体练课，军事训练增加“终日训练”和“实战训练”，极力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和为日帝献身的观念。中学阶段是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日本殖民教育对东北青年学生科学水平和思想造成严重破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教育体系随之崩溃，“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彻底破灭。在日伪殖民统治的14年间，东北人民遭受惨痛磨难。日本在经济上对东北实行残酷剥削，尤其在金融、农产品和劳动力三方面极尽压榨。

在金融方面，伪满政府垄断黄金资源，1937年6月颁布《产金收买法》，严格控制黄金生产与收购，只有伪满中央银行有权收购产金，价格由财政部决定，私人不得收买，违规者遭重罚，并强制征收民间黄金。1940年伪经济部进一步限制黄金制品制造与销售，民间黄金必须全部交给伪中央银行。1937年伪满中央银行结余黄金15.64吨，虽1941年被日本转运海外23吨，伪满仅剩1.14吨，但一年后存量又回升至3吨，显示征收力度之严。

除黄金外，伪满政府还通过强制发行公债和储蓄剥削民众。1937年伪满发行公债4.44亿元，至1942年增至28亿元。公债由伪中央银行承包，强制分摊到东北人民头上。1940年，伪满将金融合作社与农事合作社合并，成立兴农合作社，加强对农民和农产品的控制。

随后五年，日本从东北强征粮食超3000万吨。日伪当局实行“农村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度”，但配给数量极少，质量低劣，远不能满足人民基本需求。例如一般民众月配粮仅9公斤，农村仅6.5公斤，本溪和营口1943年大人配粮7公斤，小孩2公斤，沈阳甚至只有4至5公斤。更糟的是配给中掺杂发霉玉米面，大米和白面则全用于军需或供应日本人。

劳动力是生产的关键。随着战争扩大，对煤铁等战略物资需求猛增，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保障劳动力，1938年12月1日，伪满发布《劳动统制法》，实行严厉的劳动统制，强征劳动力，实行“全民皆劳”。劳动力的招募、分配、管理、流动和工资全受控制。1944年，伪满强征1.5万人修建兴安岭王爷庙军事工程，因严酷条件致死6000余人。

在残酷统治下，东北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完全沦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战略资源供应地。后来，日本在美国逼近本土之际，提出“退守东北，支持日本巷战抵抗”的战略构想。

——参考文献：《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马玉良、《日本对外扩张的纲领—田中奏折》甄容、《战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统制及掠夺》徐祝申、《简论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中学教育殖民政策特点》吴家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