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会昌中兴”时期，一个关键的里程碑就是“会昌伐叛”行动，彻底剿灭了刘氏父子的割据势力，成功收复了昭义镇的控制权。

昭义镇下辖泽州、潞州、邢州、洺州、磁州五个州，地处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是连接关中与关东的战略要塞。它长期作为平定河朔动乱的前沿阵地，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

历史上，昭义军的节度使一直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且对朝廷保持忠诚，然而它为何会走向割据道路？这要从一个关键人物——刘悟说起。

刘悟原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麾下的兵马使，在朝廷剿灭淄青叛乱时，他背叛了李师道父子，将他们斩杀，一跃成为朝廷的功臣。按照惯例，刘悟理应接掌淄青节度使之职，但唐宪宗巧妙调兵遣将，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节度使调动，刘悟被安排到兵力与资源都较为有限的义成节度使。

如果是在过去，刘悟可能会对皇帝大发雷霆，撕破脸皮，但此时唐宪宗强势无比，成功击败了西川、淮西、成德等大割据势力，刘悟选择了低调顺从。

然而，唐穆宗刚登基那年，因处置失当，河朔三镇爆发叛乱。为防刘悟倒戈，朝廷将他调任至远离叛乱核心的昭义节度使。唐穆宗心想：义成军夹在成德和幽州之间，容易被连累，昭义地理位置更偏远，刘悟不易受叛乱波及。

表面看似聪明的安排，却给昭义镇的割据埋下了隐患。

刘悟上任昭义节度使后，与驻军监军刘承偕矛盾激化。监军自视为皇帝亲信，官高权重，但刘悟不把这些“残疾人”放在眼里，自己手握兵权，绝不允许别人指手画脚。

双方争执升级，刘悟心生怨恨，刘承偕不甘吃亏，逃回长安求救。

唐穆宗虽恼怒刘悟，却不敢得罪他。为了安抚刘悟，唐穆宗只能牺牲刘承偕，将他逐出长安。

这一决定反倒激发了刘悟的胆量：他察觉朝廷其实软弱无力，自己依然强势，变本加厉地扩张权势，甚至接纳大量朝廷失势者和罪犯为部下。

对此，唐穆宗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

四年后，宝历元年，刘悟去世。临终时，他向朝廷递交了“退休”报告，请求让儿子刘从谏继任。

表面上看是礼貌请示，实际上不过是走过场，刘悟无论朝廷同意与否，都打算把权力传给儿子。

左仆射李绛坚决反对，理由有二：昭义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不能轻易放手；朝廷有能力处理这件事，不必妥协。

但宰相李逢吉和左神策军中尉王守澄却成为刘从谏的护航者，最终定下晋王李普遥“遥领”节度使名号，刘从谏为“留后”的权力安排。

所谓“遥领”只是名义上的领导，实际权力在“留后”刘从谏手中。李逢吉和王守澄为何替刘从谏说话？显然是利益输送，一年后刘从谏成功通过“考察”，正式接掌昭义军权。

刘从谏商业头脑灵活，马匹、盐业、铜铁和高利贷等垄断产业全被他掌控。谁敢与他作对，必遭铲除，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用金钱贿赂朝中官员，结交皇帝亲信郑注、李训、王涯，因此结怨其死敌仇士良。

甘露之变爆发，李训等人被诛，刘从谏与仇士良关系急转直下，甚至威胁“清君侧”。刘从谏曾送给唐武宗一匹九尺高的宝马马，遭拒后愤而将宝马斩杀，从此双方关系陷入紧张。

危急关头，刘从谏感到害怕。以朝廷实力，真动手，他恐怕连族灭的下场都难逃。

惊恐中，刘从谏病重临终。他对妻子坦言：“我自以为忠于朝廷，可朝廷辜负了我的忠心。若节度使落入他人之手，刘家血脉将断绝。”

刘从谏膝下有二十余襁褓幼子，皆未成年。他与亲信商议，决定将节度使传给侄子刘稹。

会昌三年，刘从谏去世，刘稹拒绝为其举行丧礼，反而冒用刘从谏名义，向朝廷请求派遣使者访问昭义军，掀起一场自立为王的闹剧。

使者抵达昭义，要求见刘从谏，刘稹以其病重为由推辞，使者坚持说躺着见也行，却被刘稹以内眷在侧为由阻拦。使者硬闯，遭到昭义将士刀剑相向，心生怯意，匆匆退去。

如此堂堂皇帝钦差，竟被对方威胁驱赶，令朝廷颜面尽失，藩镇轻视中央权威。

刘从谏已死不可隐瞒，刘稹率领万人围堵使者及监军，宣称效法河朔三镇，自立为节度使。

监军惊恐万分，在刘从谏灵堂为刘稹举行“接班”仪式，乞求刘稹不加害他们。昭义军将士忍俊不禁，笑声满堂。如此，刘稹未获朝廷承认，擅自掌控昭义军。

消息传至长安，唐武宗大怒，责罚使者守陵，并召集朝臣商议对策。大臣们惯性疲软，只能无奈接受现实。

唯有宰相李德裕高声疾呼：“绝不可妥协，陛下应发兵讨伐，必能击败刘稹。”

李德裕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历经起伏，终获唐武宗信赖，辅佐其完成“会昌中兴”。他目光锐利、善于用人、意志坚定，铁血风范显著。

在李德裕支持下，唐武宗决心剿灭刘稹，“会昌伐叛”正式启动。

但战事刚起，李德裕就发现不妙。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与晋绛节度使李彦佐行动迟缓，似龟速爬行。

李德裕严令以唐武宗名义斥责王茂元，罢免李彦佐，派天德军副使石雄接替。各路节度使见皇帝态度坚决，不得不加速行动。

然而战局艰难，叛军屡破唐军17座营寨，王茂元几乎败退家乡。

次年，河东又爆发士兵哗变，与刘稹勾结，气焰嚣张。

历经一年多鏖战，形势愈发恶劣，朝中呼吁和解的声音渐起，唐武宗也一度心生退意。

关键时刻，李德裕铁血本色再现，坚持不可退让，调整策略，先剿灭河东叛乱。

他亲自督战，围困潞州，同时向洺州施加压力，策反守将。

此策果然奏效。河东叛乱平息，石雄攻破刘稹九座堡垒，洺州守军压力巨大，纷纷投降。邢州、磁州军心动摇，迅速失守。

失去东部三州，刘稹仅剩泽、潞两州，战局迅速逆转，昭义军内部动荡不安。

刘从谏、刘稹最信任的两位大将郭谊和王协密谋投降石雄，并策划在宴席上刺杀刘稹。为求赎罪，两人屠杀刘家全族，包括襁褓中的婴儿，以及十一名亲信。

石雄入城后奉李德裕之命，处死所有附逆朝廷的官员，并将郭谊、王协等叛将押往京城斩首。

刘稹之乱以惨烈的屠杀告终，刘家血脉断绝，昭义镇重归朝廷怀抱。

故事至此结束，但不禁令人深思：中唐以后为何藩镇频频割据？刘家走向割据，似乎并非全然自身过错，更像是被逼无奈。以下是我个人三点浅见，供朋友们探讨。

首先，藩镇割据的根源在于他们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的利益体系。节度使拥有财权、人事权、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