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乾隆年间起，开始出现将各部尚书外放为总督的做法。根据当时的官制规定，当总督职位出现空缺时，通常由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各部侍郎或省巡抚来担任，然而，让一位尚书外放为总督，似乎并不符合常理。

在明代，六部尚书的地位极为崇高，只有在国家面临重大军事或政治事务时，才会出现兵部尚书兼任总督的情况，比如袁崇焕就曾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兼任辽东总督。和平时期，总督的职位通常由三四品甚至五品的京官外放，职责多集中在地方治理，而非国家大政。

这一做法与明代的官制体系密切相关。总督、巡抚以及巡按等地方职位本质上属于京官体系，因此，朝廷通常不会让部院的高层官员外放担任总督，这显得不合常规，且不符合当时的人事调动原则。

然而，清代逐渐将总督职位地方化，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总督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到了后期，总督的权力逐步扩大，兼任的职务也越来越多。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督的职位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愈加重要。

在清初，由于中原尚未完全统一，出任各省总督的多为八旗的高级武将或旗人的亲贵，极少见汉人担任这一重要职务。顺治年间，随着大部分地区的统一，总督职务逐渐设立，到了康熙初期，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了总督，且大多由文官担任。到了乾隆中期，形成了“八督十五抚”的固定体系。

在康熙时期，总督的地位尚未得到显著提升，一般只兼任侍郎和右都御史的职务，因此，无论是原品还是兼任职务，总督基本上都属于二品级别。

如果你看过电视剧《于成龙》，可能会对剧中的情节有所印象。剧中，于成龙出任两江总督时被加了兵部尚书的头衔。但实际上，这与历史并不符。根据相关史料，直到雍正年间，省级总督并没有兼任兵部尚书的头衔，最高的职务只是侍郎而已。

因此，可以看出，在顺治和康熙时期，不论总督是原官还是兼衔，都是二品级别的职务。即便像电视剧中描绘的那样，于成龙兼任兵部尚书，他的职务依然为正二品。要知道，尚书职务的正式定为从一品是雍正即位后才定的规定，之前的尚书职务与明代一样，依旧是正二品。

尽管清代的尚书职务不如明代那般显赫，但毕竟还是堂官，尤其是在清初，尚书的地位明显高于总督。因此，在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几乎没有尚书被任命为总督的例子。即使尚书受到降职处分，通常也只是降为侍郎而已。

雍正元年，朝廷推出了一项新规定，开始让两江、直隶的总督兼任兵部尚书，而其他省份的总督也在不久后得到了这一待遇。

随着兵部尚书这一头衔的加持，总督的政治地位大幅提升，从此，总督与各部尚书几乎可以平起平坐。理论上，虽然仍有差距，但差距已不再显著，最大的不平等便是“兼衔”和“原官”的不同。

随着总督的地位逐渐抬升，乾隆时期开始出现了尚书外放总督的情况，而且数量还不小。事实上，从品级上看，尚书外放担任总督并不意味着被贬职，反而更多地体现了皇帝的信任和对其能力的认可。

尚书外放担任总督其实是一次特殊的人事调动，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通常只有在特殊时刻，皇帝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例如，在乾隆十九年，刑部尚书、太子太傅刘统勋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这一年，乾隆计划出兵征讨准噶尔部，旨在彻底消除来自西北的威胁。刘统勋深得乾隆的信任，且工作极为得力，因此被认为是唯一能够确保两路大军后勤供应充足的合适人选。

再如，在乾隆二十九年，军机大臣、工部尚书阿桂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负责处理四川金川土司郎卡的边境事务。这些例子证明了皇帝对这些尚书的极高信任。

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福康安，他曾先后出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而在此之前，他还兼任过户部、兵部、工部等尚书。福康安作为乾隆后期的名将，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的战事，并且每次出征时都以总督的身份挂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调动当地的八旗军队和绿营军队，确保军队的整体调度和作战效率。

除了福康安，乾隆时期还有其他尚书外放担任总督的例子，虽然不一一列举，但可以看出，尚书担任总督一般都属于特殊情况。这种安排通常出现在国家用兵或省内发生重大问题的情况下，朝廷为了确保大臣有足够的威望和经验，往往会派遣这些高官来临时担任总督。

实际上，尚书外放为总督与钦差大臣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任期通常较短，且任务完成后会迅速回京。因此，尚书外放为总督的职务，实质上并非降职，反而是对其信任与能力的极高评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尚书与总督的工作性质差异巨大。尚书主要负责行政管理，而总督则是全能型的地方官员。可以说，如果让总督来担任尚书的职务，通常不会出大问题，因为总督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而尚书若被任命为总督，可能会因为缺乏基层经历而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在处理复杂地方事务时。

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地方总督的权力迅速扩大，除了拥有财权和人事权外，军权的掌握也使得总督的地位远超各部尚书。在这一时期，为了提升总督的威望，许多大学士被任命为总督，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便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