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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这一学问涵盖的范围远不止实用知识，西方和东亚的中国古代史学者对“经世思想”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19世纪清朝精英如何应对西方列强扩张的复杂局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

然而，即使是那些最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也普遍认为“经世”这一概念非常难以界定，因为它不仅是新儒家信奉的核心理念之一，而且它还具备特定的公共行为风格和具有争议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政治计划。

“经世”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体系，但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问题、思潮和思想矛盾。

余英时对中华帝国晚期思想有过精彩的分析，他对“经世”作出了广泛的定义，认为它是一种积极参与现实社会、解决当下问题的思维模式，与《大学》中提到的“平天下”之道息息相关。

它不仅包括了关于宇宙和个人道德的传统假设，也融入了儒家绅士所必需的生活方式。然而，一些学者，如艾尔曼等，提出了不同的定义，认为“经世”这一学问需要特别强调水利、绘图以及天文历法等技术领域的能力。

在一些学者和文人的冷漠和反对中，部分自觉的“经世”思想实践者坚决捍卫这些技术能力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还有学者提出了更具政治性的“经世”解读，关注的是具体的政治议程。

例如，濮德培认为，清朝的“经世”特色是一种通过政府的创新手段来全面改善社会、地区状况的献身精神。

而傅佛果则支持20世纪初日本汉学家、经世思想热衷者内藤湖南的看法，认为真正的“经世”本质是高度的地方自治和避免官僚的过度干预。

张灏，也许是花费时间最多且深思熟虑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清代“经世”学有两个显著特点。

首先，它明确并大胆地将实用性作为评价政治行为的标准。张灏承认，所有新儒家文化体系成员都认同《大学》及其他相关经典的权威性，然而，推崇“经世”的学者更愿意将实用性与新儒家倡导的行为规范区分开来，只有在合适的时机才会认同后者。

第二，张灏指出，到了帝制后期，“经世”思想已经开始公开为财富和权力辩护，开始看重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研究。

然而，张灏也谨慎地表示，这种解释仅适用于一种特定类型的“经世学”，他称之为“实用的经世”或“官僚经世”。

同时，他指出，“经世”与“内圣之学”是可以共存的，而后者往往较少关注政治和经济问题，坚持对儒家经典的权威性解释。

刘广京基本上同意张灏的分析，并进一步提出，直到19世纪初期，“经世”才被明确理解为“实用之学”，这一新的解释成为了清代后期特有的近现代学术思潮的基础。

19世纪20年代及之后的“经世”运动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并深刻影响了我们对早期“经世”思想的理解。

这一时期，许多朝廷与民间的学者开始关注现实政治问题，并转向了与体制改革相关的技术性知识。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包世臣（1775——1855）、龚自珍（1792——1841）、贺长龄（1785——1848）、魏源（1794——1856）、陶澍（1779——1839）以及林则徐（1785——1850）。

这些学者的转变背后，离不开当时政治腐败所带来的深刻危机感。和珅腐败丑闻、洪亮吉的抗议、白莲教起义的灾难性后果、西北防线的紧张局势、大运河的淤塞、鸦片流入与白银外流等一系列问题，使得道光年间的经济衰退令人堪忧。

正如冯天瑜所证实的，这些文人及其追随者开始自觉投入到一个持续的思想运动中。这一运动不仅包括了对考据学的批判，还涉及了官僚系统内部派系的协调与自我提升。

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些学者的学生中崭露头角了一些清朝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如曾国藩和左宗棠。

最能体现“经世”思潮的著作之一是《皇朝经世文编》，它由贺长龄倡导、魏源编辑，于1826年出版。这本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的学者们甚至编写了多个续集，成为晚清学者和官僚的治政指南。

《皇朝经世文编》涉及内容广泛，但刘广京指出，它与明代陈子龙的类似作品不同，采用了按主题分类而非按时间顺序的方式，显现出编者的兴趣更倾向于现实问题而非纯粹的学术研究。

这本书的重点显然集中在技术专业知识及张灏所称的“渐进革新”方面。特别是在内容安排上，重点放在如何通过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正如刘广京所指出，这本书对商人及商业活动持同情态度。

然而，《经世文编》远不止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它同样注重礼教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了维持“体”与“用”之间的平衡，书中收录了大量关于道德自我修养的作品，甚至涵盖了一些文学研究。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没有涉及形而上学和训诂考证类的内容。

魏斐德早年便指出，这种风格更偏向历史主义，而非黄金时代的古典主义，反映出历史变迁和“合乎时代”的需求。

尽管如此，“经世”一词并非19世纪的创新概念。早在先秦时期的哲学名著《庄子》中就已出现，但其含义与后来的使用大相径庭，原指“经历不同的时代”，并未涉及社会政治管理等问题。

直到《后汉书》出现，才开始在接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政治管理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

到了宋代，新儒学倡导者为反对佛教哲学中的“出世”思想，广泛使用了“经世”这一术语。之后，这一概念在清朝后期的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新儒家及其他学派的学者纷纷热衷于探讨“经世”问题。

从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者到数学家邵雍（1011——1077）、心学先驱陆象山（1139——1193）、浙东实用主义者陈亮（1143——1194）及叶适（1150——1223）等人，他们都热衷于这一思想。

陈亮和叶适的“利学”哲学，展现了“经世”思想与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之间紧密的联系：这种思想模式源自他们拯救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的需求。

这些思潮在浙江东部学派的背景下逐渐发展，尤其是在15世纪中叶，知识分子对“经世”思想的热情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丘济的《大学衍义补》。

19世纪的“经世运动”与16世纪末期的学术复兴有着直接的联系，特别是在王阳明心学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17世纪与考据学盛行的18世纪初，学术界开始转向关注更为实际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这种转变，正如山井涌所指出，是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回应。山井涌认为，“经世”思潮的复兴源自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觉醒，以及对商品经济崛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