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作者与大家分享了我国八九十年代的种种故事，包括当时的工资水平、社会风俗等方面。而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一个较为特殊的话题——八九十年代的公审公判大会。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朋友来说，公审公判大会一定不会陌生。那么，究竟公审公判大会在当时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的出现背后又是什么样的背景呢？今天，我们将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公审公判大会。通常，这种大会由各地的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组织，目的是对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罪犯进行公开审理和判决。在我国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举行过此类大会，且每次的场面和情况都各不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公审公判大会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历史。以英国和法国为例，在过去，公共处决通常是在城市的广场上进行，常见的方式是断头台。直到1981年，法国废除死刑之前，断头台依然是其传统的处决方式。而英国则采用公开枪决的方式。所以，可以看出，西方许多国家与我们在此方面的做法是相似的。

再看我国古代，府县衙门的主官，知府和知县，在处理案件时，通常采取“开衙审理”的方式。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将衙门的大门打开，民众可以站在门外围观，但必须保持秩序，不可喧哗。只有涉及到女性隐私或者国家大案，才会关闭大门。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接受民众的监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毕竟，地方官员的责任之一就是“牧守一方”。每年秋冬，地方都会举行重犯的处决，而刑场通常设在城市的繁华地段，如西市口、柴市口等。这不仅起到了震慑作用，也有利于维护法场的安全。

那么，回到八九十年代的公审公判大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期变得如此频繁呢？其实，原因在于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各地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但与此同时，犯罪活动也在不断增加。到80年代初期，待业青年的数量庞大，虽然大多数人选择安分守己，努力寻找工作，然而，仍有少数人成为了犯罪分子，甚至组建了犯罪团伙。

1981年，国内的案件立案总数达到了89万多件，而1982年虽然立案总数略微下降，但重特大案件的数量却持续增多。到了1983年，各地的社会治安问题愈发严峻，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流氓团伙横行”的局面，治安环境变得越来越差。特别是在夜晚，年轻女性外出时常常感到不安，许多街巷不再安全。面对这样的社会问题，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为了整治犯罪、净化社会环境，1983年我国启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严打”行动。而针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各地也纷纷举行了公审公判大会。

公审公判大会的形式一般由当地的公检法部门联合组织，目标是通过公开审理、公开判决，让社会大众直观感受到犯罪的严重后果。公判大会通常在市区的广场或者车站附近举行。作者自己就记得在某次经过某县的火车站时，正巧遇到了一场公审大会。那时，第一个被审判的罪犯，是一位因残忍杀害邻居一家人而被判死刑的重犯。为了更好地达到震慑和警示的效果，部分地方还会将大会搬到乡镇，甚至在学校操场或农田举行。

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公审大会是传播法律与道德的重要途径。在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电视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因此，公审公判大会这种形式直接、有效，能够广泛传播法律意识。而且当时的文盲率较高，很多人未必能通过书面媒体获取信息，所以通过这种集中的形式进行教育和警示，显得尤为重要。在公审大会上，罪犯通常会被五花大绑，剃光头，并胸前挂上写着罪名的大白牌子，成为全体市民的“活教材”。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方，罪犯会被押解到广场或操场，由法官进行公开宣判，场面往往十分震撼。

从八九十年代的情况来看，公审大会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一些重犯的审判，罪犯大多数会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特别是那些犯罪极为严重的人，会立即执行枪决。接下来的一些罪犯，罪行相对较轻，通常会判处有期徒刑。然而，随着公审大会的增多，这种形式逐渐开始引发了对人权和司法公正的讨论，尤其是在21世纪初期，随着社会治安的改善、媒体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公审公判大会的场合开始逐渐减少。电视和互联网逐渐普及，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元，传统的公审形式已经逐步不再需要。

进入21世纪以后，公审大会的数量大大减少。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善，社会治安稳定，且通过其他方式，如新闻报道、电视节目等，公众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法律信息和案例。因此，传统的公审大会的场面不再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了过去的历史。

未来，关于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故事和现象，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作者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继续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