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得益于中国纸币发行经验的正面影响，日本拥有世界上少有的长时间、多次官方纸币发行历史。在明治维新及其之前，日本有三种官方发行纸币，时间自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各有成败。本文通过研究其发行背景，试图梳理发行成败的原因，进而探讨官方纸币发行的一般性规律。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从货币发行的视角分析日本官方纸币史，在各语言文献中均不多见。如今官方货币发行依然会对经济金融产生极大影响，研究官方货币发行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在明治维新及其之前的日本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三种官方发行的纸币。分别是“建武中兴”时朝廷尝试发行的“楮币”、德川幕府时期藩国发行的“藩札”以及明治维新时期新政府发行的“太政官札”。这三种纸币的发行时间前后间隔五百余年，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各有成败。研究日本历史上三次纸币发行的成败，对于理解纸币乃至货币成功发行的条件很有意义。

一、历次纸币发行和流通情况

日本历史上三种官方发行的纸币中，“建武中兴”时的“楮币”是仿照中国纸币进行的一次尝试，未能成功发行。德川幕府时的“藩札”源于民间发行的纸币，流通两百余年，却因发行主体过多而良莠不齐、互不相认，产生了诸多问题。明治维新时的“太政官札”发行之初不被接受，待新政府全面掌权及完善发行制度后又大获成功，成为当代日元纸币的前身。

（一）“建武中兴”时期仿照中国发行“楮币”但未获成功

日本“建武中兴”时期，后醍醐天皇曾于建武元年（1334年）颁布诏书同时发行名为“楮币”的纸币和“乾坤通宝”铜钱，未获成功。这次官方纸币发行尝试，在世界范围内也属较早。“楮币”发行时正值中国元朝统治时期，而元朝在整个存续期间一直维持了纸币经济体制。据日本史籍记载，日本在此之前的数百年间与中国保持紧密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即使在忽必烈入侵日本前后也未中断。再结合诏书用词和用典，可以说日本朝廷此举显然受到中国宋、元两朝发行纸币的影响。该次发行年代久远，仅在《建武记》和《太平记》中有所记载。

《建武记》“建武二年”一节中，记载了日本朝廷于建武元年三月二十八日颁布的同时发行纸币和铜钱的诏书（原文为繁体汉字）：“圣人处于大宝之为，深究变通之理，法天地之道厉行沿革。洞察时弊，定制法规。岂能偏执一途。国家殷实，诸侯来朝。开创周武国基，初兴九府圜法。汉文广播繁荣，四铢形制添彩。金铁之品，龟龙之类，虽然有万物之象可取，但仍须勿忘勤俭。本朝垂范上世之规，屡屡修改官文，以简牍传载。自所谓天平宝字至天德变化十度有余，悠悠历史源远流长。继往开来到了近古，向外国寻求之，未行管制便遍布市井。如同忘却官府王法之存在，颇为违反彝典，枉废政令。如今，以新化一扫旧弊，故应开铸官币，利归天下。济世救民。于斯降昭。钱文曰：乾坤通宝。铜楮并用，切莫拖延。仁义之所在，夯实经济定享其成。以宸衷诏告天下，天理浩荡，令各有司厉行。”

此篇诏书前段引用了中国古代典故，作为朝廷发行货币的依据。“开创周武国基，初兴九府圜法”，指的是周武王创立周朝后姜太公为其立九府圜法，即货币之法。“汉文广播繁荣，四铢形制添彩”，指的是汉文帝改铸四铢钱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诏书中段描述了日本在此之前近四百年大量使用中国钱币，无官方发行货币的事实。“继往开来到了近古，向外国寻求之，未行管制便遍布市井”，指的是日本在奈良、平安年间发行“皇朝十二钱”后，自村上天皇天德二年（958年）之后的日本掌权者不再发行本国货币，转而从中国大规模进口宋钱，以至于市井交易皆用宋钱。据记载在仁治三年(1242年)西园寺公经的船从宋朝一次就带回十万贯铜钱。台州城内铜钱曾被日商在一日之间抢购一空。《吾妻镜》记述镰仓幕府于嘉禄二年(1226年)废除布匹计价（准布），启用（宋）铜钱计价。《弘长记》、《太平记》也常见市井用（宋）钱的记载。诏书后段给出了朝廷同时发行纸币和铜钱的举措。“楮”即纸币，因宋﹑元两朝时发行的各种纸币多用楮皮纸制成而得名。此外，诏书中有诸多中国文言文用词，如“彝典”意为“常理”，见于南朝梁江淹“业不题於宗器，声靡记於彝典”。“宸衷”意为“天子之心”，见于《旧唐书·杨发传》“礼之疑者，决在宸衷”。

然而，日本朝廷发行纸币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由于纸币政策的推行者后醍醐天皇仅仅掌权两年半便不得不离开京都，其设置的发行机构（铸钱司）和任命的官员未及发挥作用便被裁撤。日本迄今也未找到可以作为发行证据的实物。综合日本近现代学者的观点可得两点结论，一是“建武中兴”的纸币发行因为建武新政存续时间较短最终受挫，二是即使当时实际发行了纸币也未必发挥过货币功能。如明治初年《大日本货币史》的编者认为，即使当时确已开始发行纸币，数量也不会很多，现在当然难见实物。

（二）德川幕府时期各藩国模仿民间纸币发行的“藩札”良莠不齐、互不相认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各藩国纷纷发行名为“藩札”的纸币。“藩札”模仿民间纸币发行，流通时间最长者达两百余年。然而，不同藩国经营“藩札”的能力差异很大。有的“藩札”对积累产业资本等起到了积极作用，直至幕府末年仍是藩内主要货币。有的“藩札”不断滥发，最终信用破产难以流通。

藩札

“藩札”源于室町幕府时期主要在伊势、近畿地区发行的私人纸币（私札）。《类聚名物考》记述了一种名为“山田羽书”的纸币。这种纸币常见于伊势国，由祢宜神社发行，最初是一种银票，正面印有细密的图案和以白银数量表示的币值，为防伪而采用了特殊纸张和隐藏标致。为规范这种私人纸币的发行，德川幕府于宽永八年（1631年）在纸币发行地设置山田奉行，最初由一名当地的年长绅士掌管纸币发行事务，宽政年间改为推举市民四百零四人组成“羽书总中”提供准备金并参与管理。明治年间新政府在伊势收兑“羽书”总计九百零八万二千张，代表银币价值八千九百七十二贯一百匁。除山田羽书之外，伊势地区还有宇治羽书、射和羽书、松坂羽书、丹生羽书等各种私人纸币。近畿等其他地区亦有私人纸币发行。现存最古老的实物私人纸币是“大坂江户堀河银札”，其于元和年间大阪开掘江户堀河时曾被作为临时性货币使用。

随着金属货币的大量铸造，到宽文年间除山田羽书等少数例外，私人纸币几乎全部消失，由“藩札”取而代之。最早的“藩札”于宽文元年(1661年)由越前福井藩发行。当时该藩领地大幅度削减并陷入财政困难，因此向幕府提出发行申请并得到批准。其他财政困难的藩国得此先例，也陆续发行“藩札”。到宝永四年(1707年)已有多达53个藩国发行“藩札”。各藩发行时模仿私人纸币，通常做法是设立札会所，从民间资本中选出多人担任“札元”，让其提供准备金并参与管理，开展汇兑、贷款及各类支付等业务。

“藩札”成功发行起到了弥补各藩财政赤字、筹措建设和救助经费的作用。如安政六年(1859年）福井藩发行“藩札”五万两并向民间贷款，作为其生产生丝等出口商品的资金，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年出口额很快达到三百万两，“藩札”逐渐变为主币，藩库由亏空转为五十万两储备盈余。但由于金属货币铸造权集中在幕府手中，一些以实物租税为主要收入的藩国财政在日益货币化的经济环境中左支右绌，不得不滥发“藩札”填补空缺。更有部分藩主不愿努力经营，用滥发“藩札”维持奢靡生活，致使“藩札”准备金不足的程度愈演愈烈，最终完全成为不可兑换纸币，信用破产。

“藩札”之间的互不相认还阻碍了人员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转。“藩札”是依靠藩主的治权而强制流通的，原则上在其他地区不能流通。各藩国为确保“藩札”在其领地内通行，往往还会禁止金属货币流通。互不相认的“藩札”阻碍了日本各藩国间的旅行和商业发展。跨藩的旅行和贸易，往往需要不断用出发国“藩札”换取金银，跨藩后再换取到达国“藩札”，大大增加了时间和手续成本。津村正恭于1795年在《谈海》一书中，提到本州岛中西部各藩国领地犬牙交错，常常会出现旅行者所持“藩札”因跨藩无法使用，不得不原路返回的情况。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废除“藩札”并将其作为政府负债予以收兑，共花费新纸币3855万日元。这一举措延续了官方纸币在日本的流通，减小了政权更迭带来的经济冲击。

（三）明治维新时期发行的“太政官札”初遇阻碍但很快大获成功

“太政官札”最初的发行目的是筹集军费。明治元年（1868年）初，新政府军已在鸟羽、伏见战胜幕府军，但关东战事仍在继续。新政府在由利公正建议下，于当年五月发行“金札”（以黄金为准备的纸币）。由于新政府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行平安时代的律令官制即太政官制，这种纸币被称为“太政官札”。该纸币使用“越前奉书”作为纸张，采用旧“藩札”样式，面额有十两、五两、一两、一分、一朱等五种，正面印有面额以及“太政官会计局”字样，背面印有“庆应戊辰发行”、“通用十三年限”字样。新政府在发行“太政官札”的布告中宣称其目的是殖产兴业，却实际上用其填补内战军费导致的国库空缺。其总发行量4800万两中，石高贷（面向各藩）为1273万两，劝业贷（面向商农）为993万两，用于弥补新政府财政赤字的达到2534万两。而石高贷实际上也基本用于各藩（府、县）的军费相关开支。

太政官札

“太政官札”以黄金为准备一度导致白银通行区经济混乱，价值也因局势不明朗而持续下跌，发行之初并不顺利。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关西通行白银，关东通行黄金。新政府在“太政官札”发行的同时，禁止白银货币流通，并废止白银计价。这一措施导致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出现物价混乱、银票挤兑、工商停业、民众破产等状况，即使新政府采取“太政官札”无息贷款等救济措施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当时新政府刚刚成立，关东大部地区仍未归顺，一些长期通行实物金币的旧幕府领地排斥纸币。这些情况导致“太政官札”流通受阻、价值持续下跌，发行后不久实物金币百两便可兑换纸币一百一十二至一百五十两。为维持纸币价格，新政府多次发布命令，禁止对“太政官札”收取手续费，但均未奏效。民间轻视“太政官札”，黑市交易盛行。不满于纸币发行混乱的外国公使甚至迫使新政府罢免了主管财政的最高长官。至明治二年四月，“太政官札”币值已下跌至金币百两可兑换纸币一百六十六两。

随着新政府平定全国取得全面政权，并缩减纸币发行量和流通期限、公布兑换计划， “太政官札”的信用开始明显恢复。明治三年，实物金币与“太政官札”的兑换比例降为一百比九十九，出现纸币价格反而超过实物金币的罕见现象。此后，“太政官札”的流通逐渐顺畅，成为全国范围内最自由流通的货币。明治五年后，新政府在“太政官札”的基础上发行新版日元纸币并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日元，“太政官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历次纸币发行成败的原因

日本历史上三种官方发行的纸币，成败各有原因。“楮币”因天皇实际权力有限，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保障而失败。“藩札”缺乏统一的发行主体、发行权过于分散，是其发行效果良莠不齐、互不相认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太政官札”的顺利发行，则取决于明治政府政治军事胜利和发行制度完善。

（一）“建武中兴”楮币因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保障而失败

“建武中兴”是日本历史上夹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中，天皇掌权的一个短暂时期。后醍醐天皇由武家足利氏扶持上位，实际权力非常有限。其于元弘三年(1333年)在倒幕军队的支持下攻陷镰仓，灭亡了实际控制镰仓幕府的北条氏，并回到京都开始亲政。其推行了包括发行纸币在内的一系列新政，被称为“建武中兴”。但由于新政未能满足武士的要求，倒幕大将足利尊氏在两年半后逼迫其退位，另立光明天皇并建立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被迫退位后迁往大和（今奈良县），导致日本进入被称为南北朝的乱世。

《太平记》卷十二“大内里营建之事，附圣庙之御事”条目中记载了当时朝廷发行纸币的目的：“安元二年日吉山王降罪，大内各社宇皆被烧毁，无有一栋留存。国力衰退，世代圣主至今无重建之意。现在兵戈初休，天下黎民尚未安定，国弊民苦，马不能放牧于花山之阳食草，牛不能放牧于桃林之野觅食。大内裏圣意已决：自古而今，我朝还未使用过纸币，拟用纸币发行解决向各国地头御家人领地课役之难题，不可纵之违背天意而骄傲不逊。”后醍醐天皇对外宣称发行纸币的目的，是重建皇宫“大内裏”和方便课役（收缴贡物、劳役)。其试图通过发行纸币，确保皇室收入并控制当时已货币化的京都经济，用货币手段控制地方上的实权地头，从而摆脱武家控制、谋求独立自主。

然而，后醍醐天皇并不具备成功发行纸币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支持。“建武中兴”同时期的中国元朝成功发行纸币，是以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保障为前提的。首先是强制发行，用政治军事的强制力禁止金属货币流通。其次是强制流通，规定百姓缴纳田租至多一半用实物，其余必须使用纸币。最后是金银准备，规定纸币以金银作为准备，以保证物价平稳。然而，后醍醐天皇在武家足利氏支持下掌权，缺乏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发行纸币之前，后醍醐天皇就提出加税二十分之一作为皇室收入，但受武家反对而作罢。早在镰仓幕府时期，日本的农业管制权就已由朝廷任命的国司以及幕府任命的藩国守护、庄园地头共享。承久之乱(1221年)后幕府设置了新补地头，朝廷在各地任命的官员变得有名无实。同样是在镰仓时代，作为金属货币主要来源的对外贸易管理权就已从朝廷的太宰府移交到幕府任命的镇西奉行手中。因此，“建武中兴”纸币完全不具备类似中国元朝的政治权力保障，无法发行成功。

（二）德川幕府“藩札”缺乏统一的发行主体导致混乱

扮演中央政府角色的德川幕府并不是“藩札”发行的主导方，其创立之初建立的“庆长币制”以黄金大判、小判为主要货币，并未包含纸币。如前所述，“藩札”的发行源自私人纸币，其发行方一直都是各个藩国。这些藩国有的在发行时得到了幕府许可，有的则未经幕府许可。幕府似乎也没有积极地尝试将“藩札”控制在自己手中。明治四年新政府废除并收兑藩札，统计得藩札发行主体267个（藩244个、县14个、旗本领9个），共计发行藩札1694种。

在发行“藩札”的两百余年中，幕府或为推行其发行的金属货币，或为平息滥发“藩札”导致的民怨，多次改变“藩札”发行许可，进一步导致了“藩札”发行的混乱。宝永年间（1704-1710年），幕府为敛财降低官方银币品位，责令各藩五十日内停止藩札的发行和流通，谋图以改恶银币取代“藩札”，最终导致经济混乱。享保年间（1716-1735年），停发“藩札”导致的通货紧缩越来越严重，米价显著下降，导致以出售年贡米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各藩财政濒临破产，迫使幕府解禁藩札，同时严禁未发行过“藩札”的藩国参与其中，又规定新发“藩札”应按照各藩年俸的高低严格发行期限。但是，由于此时幕府对藩国控制力的减弱，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执行。宝历五年(1755年)和宝历九年(1759年)，农民因饥荒起义，以及加贺金泽市民因反对银札而打砸官商，幕府据此先后禁止了黄金准备和白银准备的“藩札”。然而，藩国采取各种手段规避禁令，例如发行米札、永札、炭札、伞札、线札、辘辘札等五花八门的实物券，甚至连“粪肥札”都出现了。幕府在宽政十年(1798年)再次重申“藩札”禁令，但同样毫无效果。

（三）明治政府政治军事胜利和发行制度完善是“太政官札”由弱转强的决定性因素

“太政官札”发行之初民众仍在观望政权走向，待新政府全面胜利后纸币信用才得以建立。明治元年五月底“太政官札”公告发行时，新政府刚刚于五月初迫使德川幕府让出江户，幕府残余势力仍在江户附近活动，东北各藩更是在六月成立“奥羽越列藩同盟”公然反抗新政府。新政府政治和军事手段并进，于当年十一月平定本州岛东北地区，但直至明治二年六月底才平定北海道并取得全面胜利。“太政官札”在胜负未定期间未被接受，价格长期低于面值，却在新政府取得完全胜利后迅速升值并顺利流通。新政府因政治权力而获得的信用是“太政官札”成败的关键。

“太政官札”价格最终高于面值，得益于新政府采取的增信措施。明治二年六月，新政府为提升纸币信用，将其新增发行量由原定的5000万两缩减至3250万两，将流通期限从13年缩短为5年，并且公布了从当年冬季至明治五年的新币兑换计划，对于未能在流通期限内完成兑换的“太政官札”则承诺每年支付六分的利息。如此一来，“太政官札”由不可兑换纸币转变为可兑换纸币，信用开始明显恢复。此外，当时新政府尚未发行官方的金属货币，旧幕府金币被急缺资金的战争双方大量伪造而信用下降。因此“太政官札”顺利流通后，出现了纸币价格超过实物金币的现象。

三、初步结论和启示

日本历史上三次发行官方纸币处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发行方，呈现出一次比一次成功的特点，最终为迄今为止的日本纸币流通秩序奠定了基础。“建武中兴”的“楮币”并未成功发行，便随着天皇式微、幕府崛起而归于尘埃。德川幕府的“藩札”成功流通两百余年，却因混乱的发行局面而留下遗憾。明治政府的“太政官札”初遇挫折但随即大获成功，发行时间虽短却成为现当代日本纸币的始祖。由于三次发行纸币的背景迥异、成败不同，分析成败背后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一是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是官方纸币成功发行的基础。“建武中兴”时的后醍醐天皇依靠武家足利氏的力量击败镰仓幕府，重新获得名义上的日本统治权。但地方上的实权地头并不听其指令，甚至京都本身的经济也未被其控制。他将发行纸币作为扩大收入、巩固权力的手段之一，却很快因触犯武家利益而远走。失去后醍醐天皇支持的“楮币”当然很快被抛弃。德川幕府经过长期战争获得了全国的服从和认可，建立了稳固的统治，由其授权背书的“藩札”持续流通两百余年直至其覆灭，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日本经济。明治政府的“太政官札”在其尚未取得全国统治权时发行受阻，在其获得全面胜利后顺利流通。可见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决定了官方纸币成败，是其成功发行的基础。

二是集中统一的发行权是官方纸币流通秩序的重要保障。德川幕府时期的“藩札”由幕府授权各藩国发行，发行权被分散到大大小小两百余个主体中，难免产生一系列流通问题，阻碍纸币发行取得最大效益。虽然各种“藩札”的发行方式大同小异，但各藩国财政水平、收入来源、藩国主能力等影响发行的因素却大相径庭，导致流通情况千差万别。各藩国维护本国“藩札”、排斥他国“藩札”，导致经济分割、人员和商品流转不畅。幕府式微后各藩国规避禁令的种种措施，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藩札”发行的混乱。“建武中兴”时的“楮币”明确由朝廷集中统一发行，但未获政治权力充分保障的统一发行只能是空中楼阁。“太政官札”的发行权完全集中在明治政府手中，为该纸币乃至后续日元纸币的顺利流通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是完善合理的发行制度是官方纸币维持币值信用的前提。“建武中兴”时后醍醐天皇并未掌握对外贸易这一当时日本获得金属货币的主要来源，也未控制奥羽、对马等当时的金银产地。因此，“楮币”很可能没有充足的准备金。再加上为其配套的发行机构和官员未及发挥作用便被裁撤，“楮币”即使确曾发行也未曾发挥作用就不难理解了。德川幕府的“藩札”承接自业已长期存在的民间纸币，甫一出现就拥有相对成熟合理的发行制度。明治政府的“太政官札”改进了“藩札”的发行制度，用官方准备金替代民间准备金，将金、银、铜混合准备统一为黄金准备，使其更加便于管理。因此，“藩札”和“太政官札”都建立了币值信用，为经济社会所接受。值得一提的是，“藩札”在准备金水平一再下降、发行制度逐渐被破坏后，币值信用也随之崩坏。明治政府在发行受阻后完善发行制度，明确纸币可兑换并公告具体措施，是“太政官札”币值回升乃至超过实物金币的前提。

如今，距离最近的“太政官札”发行也已有一百余年，世界科技、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治理结构并未发生本质改变。由单个或多个主权国家发行的官方货币依旧是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基础，其重要性更是随着货币经济的普及而进一步提升。官方货币发行的一般性规律值得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在当今电子化支付手段愈加成熟的情况下，纸币的重要性有所减弱，数字货币成为更有前途的货币形态。然而，从发行角度出发，货币形态的改变只是改变了货币发行的技术手段，涉及政治、权力、信用等人类关系范畴的货币发行规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得益于中国纸币发行经验的正面影响，日本拥有世界上少有的长时间、多次官方纸币发行历史。在官方货币发行对现代经济金融产生极大影响的今天，从日本历史上官方纸币的发行情况着手，研究官方纸币乃至货币发行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原文刊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主编：《纸币的诞生、演进与货币发展——纪念纸币(交子)诞生千年学术论文集(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25年6月。经作者授权后转载，文内配图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