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染坊》的原著中，卢家俊曾这样评价他的父亲卢老爷子：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咱爹可是个有见识的人，当年进京见过梁启超、谭嗣同，知道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不重要。土地多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一切顺利，确实还能收点租金。但要是碰上旱灾或水灾，土地不收成了，那该怎么办？你还让佃农们强行交粮？不管怎么说，农田的风险大，能靠天吃饭。工厂就不一样了，只要机器还在转，就能赚钱，赚到的钱还能买粮食，不是吗？还说什么搪瓷脸盆，铜盆好不好，洗脸一样的！”

从卢家俊这段话中，不仅能够看出工业化对国家发展的巨大意义，还能明白为何国民党最终会失败。

在封建社会里，普遍实行的是一种土地租赁制度。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地主交纳租金，剩余的粮食用于自给自足。而地主则需要向政府交纳税款。政府通过地主来收税，而不是直接向农民征税。这种安排的原因在于古时的交通和信息交流不便，政府无法有效地向每个农户收税，若要直接面向农民，所需庞大的税收人员和管理成本势必增加，也会加剧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因此，地主就成了缓解政府与农民之间矛盾的中介角色。三方关系错综复杂：政府希望多征税，地主希望少交税多收租，农民则希望少交租。这样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通常的结果要么是地主遭殃，要么就是农民起义。工业化，正是打破这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假如地主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租金，那么他肯定不希望农民因贫困而反抗，因为一旦爆发农民起义，首先被杀的往往就是地主。而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农民起义，因为一旦发生，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兵力去平叛，且不一定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为了防止这种局面，政府往往会采取措施约束地主的行为，并通过一些制度限制地主的权力。

例如，科举制度产生了特权阶层，乡绅（有功名的士绅）便成为了这一阶层的代表。虽然这些乡绅往往富有，但他们需要遵循政府的约束，按照儒家思想来管理底下的农民。与乡绅不同的是商人，他们往往没有功名，政府对他们的约束较少，往往需要依靠金钱来购买特权。封建社会的这种局面，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开始逐渐瓦解。

如果商人拥有了土地，或者乡绅拥有了工厂，底下的农民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商人的思维一向是压缩成本，提高利润，这同样会影响到农民的生计。更直白的说，工厂里的工人和封建社会的农民不会更幸福。举个例子，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的黑人奴隶被解放，进入了工厂成为工人。许多黑人反映，他们宁愿回到过去的农庄做奴隶，因为在那时，他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会像对待牲畜一样照顾他们，不会让他们伤残或死亡。但在工厂中，工人只不过是一个替换零件，一旦受伤或无法工作，老板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重新招聘一个人。

如果地主变成了工厂主，他们会用工厂主的思维来管理农民。这意味着他们会利用先进的机器代替农民工作，同时将低效的农民赶走，甚至收回他们的土地和房屋。而民国时期的许多封建地主正是看到了工业化的潜力，他们纷纷投资建立工厂。但这种转型对底下的农民来说，往往并不是一件好事。随着地主步入工业化，农民将面临大规模的失业。

这在美国电影《愤怒的葡萄》中得到了体现。电影讲述了因为拖拉机的普及，许多农民失业，不得不沿着公路四处打工，并在资本家的压榨下过着艰难的日子。电影中有这样一句话：“是我们丈量的，也是我们开垦的。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出世，在这块土地上卖命，在这块土地上死去。所有权应该拿这些作为凭证，不该凭一张文契。”

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更容易制造贫富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没有政府的有效管束，地主阶层就会被人民推翻。而如果政府站在地主一方，也将最终被人民抛弃。

然而，当时的国民党却在维护这些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地主的利益。美国之所以能够从佃农制度过渡到工业化社会，而没有爆发农民反抗，是因为美国民众拥有选票。选票赋予他们通过选举推翻支持资本家的政府的权利。为了避免爆发社会冲突，政府不得不向民众妥协，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并允许工人组建工会。

但国民党并没有赋予中国人民选票，也没有理解民众的诉求。在无法化解农民与工业化地主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的情况下，国民党最终注定会被人民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