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在他的自传《我的自述》中提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细节:苏共高官享受着如贵族般的奢华生活,拥有种类繁多且专属的特权福利。这些包括专用的餐厅、食堂、学校、交通工具、疗养院、医院和专门的商店等服务,几乎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特权的等级会随着官阶的提升不断升级,简单来说就是你是什么职务,就享受什么档次的待遇,爬得越高,享受的特权就越丰厚。
1985年,我被调往莫斯科。当我第一次看到分配给我的别墅时,那个从未见过世面的我几乎被震惊到了。我根本无法数清别墅里有多少个房间,只隐约记得餐厅里那张长达11米的餐桌,而厨房的规模竟大得如同一个小型食品加工厂,让我大开眼界。
从叶利钦自传中可以看出,苏联官员的特权和腐败问题极其严重,严重到让人怀疑他们的“成分”究竟如何。我们都清楚,特权和腐败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难题,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苏联领导人对腐败问题的态度颇为暧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纵容。这种纵容态度加剧了官场的腐败,极大破坏了苏联政治生态,同时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最终,这艘巨大的苏联“航母”因积重难返而解体。
那么,苏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贪腐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呢?
列宁时期:腐败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列宁作为带领俄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领袖,结束了沙皇的封建统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是革命导师的典范。然而,由于历史局限等因素,列宁时期的苏俄政府认为,腐败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他们坚信只有“财产错误”,没有“贪腐的官员”,所谓犯错误的同志仅仅是犯了“财产错误”。
列宁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内部的“财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批评和教育加以纠正,犯错同志是可以被改造的,不需要严厉惩罚。或许列宁低估了人性的贪婪,也或许他以为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信仰,但这种纵容态度让腐败在他的时代便扎下了根。尽管列宁后期对官员特权有所警惕,并对薪资做了严格规定,但腐败的潘多拉魔盒已经被打开,难以收拾。解密档案显示,列宁时期有50%到75%的官员涉及盗用公款。
斯大林时期:特权腐败合法化、制度化
斯大林的上台标志着苏共集体领导体制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独裁的统治。斯大林凭借精湛的权谋和手腕,击败托洛茨基,成为苏联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在夺权过程中,他不仅依靠阴谋和强硬手段,更重要的是依靠官僚系统的支持。这种支持建立在官僚特权体系之上。
斯大林率先建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将特权和腐败制度化、合法化,以集体腐败的形式满足官员的物质需求,作为换取他们对自己领导支持的条件。叶利钦书中提到的种种特权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主要包括:“特供权、特教权、宅地权、特继权、特支权”,以及极具特色的“红包制”。
“红包制”也称“钱袋制度”,除基本工资外,每月通过信封向官员发放现金,数额通常是工资的两到三倍。这一制度成为斯大林时期集体腐败的巅峰象征。
不过,尽管斯大林开创了集体腐败的先河,但他的官员生活并非轻松。这里的“苦”并非物质匮乏,而是精神上的压力巨大。众所周知,斯大林时代官场如同高压锅,一面享受丰富特权,另一面却生活在恐怖阴影下。稍有不慎得罪斯大林,轻则被枪毙,重则被处死。精神上的折磨远胜物质的缺乏,因此官员们人人自危,害怕有命赚钱却没命享受。
赫鲁晓夫时期:严打腐败,宣布向腐败宣战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是全方位的,可能是“恨屋及乌”,也可能真是无法容忍腐败。他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向腐败宣战的领导人,全面取消了斯大林时代的干部特权制度,包括“红包制”、“干部终身制”等。然而,官僚特权并未因此根除,因为掌握权力的人依旧存在。
为此,赫鲁晓夫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实行干部任命和轮换制度,试图削弱官僚的权力基础。失去了权力,也就失去了特权。这一措施确实触及了官僚阶层的要害,但用力过猛,触怒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最终,苏共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发起反扑,决定赶走赫鲁晓夫,扶持勃列日涅夫登上权力巅峰。
勃列日涅夫时期:全面腐败盛行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官员享受特权的黄金时期。为了回报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一上台便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干部特权及官员任命和终身制制度,并且新增了许多特权项目。他不像斯大林那样残酷,也不如赫鲁晓夫鲁莽,更多表现为一个喜欢享乐、喜欢打猎、喝酒的“老好人”。因此,他执政的18年间,苏联的腐败现象达到了顶峰。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起到了示范作用:为女婿谋取官职,为亲信获取财富,同时为自己攫取利益。整个苏联上下几乎都忙于“搞钱”,这段时期被称为苏联全面腐败的高峰期。
戈尔巴乔夫时期:无力挽回
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位领导人都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安德罗波夫或许有机会改变局面,但命运无常,他上任仅一年多即因病去世。继任的契尔年科则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核心人物,勃列日涅夫本身就是巨贪,更别说他的“内大总管”了。
因此,当苏联这艘摇摇欲坠的“破船”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时,他无疑接过了“棺材板”,只差用锤子钉上钉子。戈尔巴乔夫拼尽全力推行改革,腐败的特权阶层却另辟蹊径,试图保护既得利益:他们试图将现有官职带来的权力和财富转化为私有资产,选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美国一份针对莫斯科高层的调查报告显示,苏共高层中有75%的干部希望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约20%的人坚守共产主义理想。这反映了苏共内部的严重分裂和特权阶层的疯狂图谋。在特权阶层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开始根本性改变苏联,改旗易帜,最终导致了苏共解体和苏联瓦解。
从最初的不重视腐败,到后来的纵容,再到全面腐败,最终为了保护腐败利益推动国家转型,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一步步走向了国家的灭亡。苏联的解体史,也可视为一部官员贪腐史,生动地诠释了特权腐败如何祸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