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迎来了数十年来最为严酷的寒冬。大别山，这片山岭崎岖、气候阴湿的地区，仿佛注定了不易的征途。刘邓大军孤军奋战，没有可靠的后勤补给支持，几乎是“破釜沉舟”地挺进。与此同时，白崇禧的40万大军如影随形，步步为营，毫不留情地封锁了所有通道，阻止了刘邓大军的后勤支援。再加上大别山的潮湿天气，流行疥疮和疟疾，使得12万刘邓大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刘邓大军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和穿衣的困境。大别山地区地势贫瘠，难以支撑两支庞大的军队同时存在。刘邓大军的12万将士与白崇禧的十几万部队汇聚在此，原本就紧张的资源更是捉襟见肘。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刘邓指挥部决定从远方运送物资：15万套棉衣、100万银元以及部分药品。但为了运送这些物资，至少需要2500名民工，再加上4个纵队的护送，而敌军的封锁线早已严密布控，刘邓面临极大的困难。于是，刘邓决定采取主动，亲自出击，在大别山先后取得了张家店和高山铺两场重要胜利，缴获了大量物资，解决了棉衣的短缺问题，为大军的生存提供了保障。

然而，刘邓大军面临的第二大难题是流行的疥疮和疟疾。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治疗疥疮几乎变得不可能。大军的指战员穿的还是在解放汤阴时所缴获的衣物，几乎没有新的补给。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药品，治疗疥疮只能用手榴弹里的火药提取硫磺，这种极端做法显得既危险又草率。除此之外，由于大别山缺水，12万大军的水源只能依赖就地取水，河流、山沟、池塘，哪里有水便喝哪里，完全没有保障卫生，疟疾的蔓延加剧了部队的困境。由于缺乏医药支持，伤员只能依靠一些简单的偏方或硬挺着不治，令人担忧。

刘邓大军的第三大挑战则来自群众基础的逐步流失。自1927年黄麻起义开始，红军便多次进出大别山，而每一次的进出都给当地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红军从黄麻起义到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再到抗战时期的徐海东红25军和高敬亭红28军，甚至抗战胜利后的李先念新四军和王树声的河南军区，20年间，红军曾四次进驻大别山。然而，正是这些进出，使得大别山逐渐成为了桂系的天下。桂系在大别山设立了严密的防线和控制体系，包括保甲联防制度、地方民团等组织，民众的支持逐渐削弱，刘邓大军的行动变得愈发艰难。

第四大难题，则是刘邓大军无法忽视的小保队的威胁。小保队是一支以家族为基础，具有地方性和民团性质的武装力量。它与正规军、地方军团完全不同，成员大多是痞流氓、无业游民、溃兵甚至红军叛徒，做事手段残忍。白崇禧察觉到小保队的潜力，向其提供了大量的财力和武器支持，企图借此切断刘邓大军与地方民众之间的联系。果然，在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前几个月，小保队就给大军制造了相当多的麻烦。小保队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们作为“耳目”，为敌军提供情报，迅速让白崇禧掌握刘邓大军的行踪；其次，正规军尚且有道义上的约束，不敢过于苛待俘虏，而小保队却以残忍手段对待落单的战士；再者，小保队对地方工作队的威胁极大，它们打压新政府的工作，阻碍了刘邓大军的民心争取；最严重的威胁则是它们利用暴力威胁地方百姓，让不少人宁愿战死，也不敢让伤员留在自家。

虽然刘邓多次下令严惩小保队，但由于它们成员大多是当地人，穿上军装就是军队，脱下衣服就是普通百姓，刘邓大军难以判断。尤其是在麻城一带，土匪势力极大，小保队的活动也愈加猖狂。1947年11月，刘邓命令6纵发起对小保队的打击。经过细致侦查，6纵发现小保队活跃在麻城附近，人数达2400余人。通过一系列合围战术，6纵试图将这些小保队一网打尽，但等到收网时，结果却让人错愕——没有一个小保队成员被抓到。经过再次侦查，杜义德得知，小保队的成员已经换上了便衣，混入了当地百姓中。通过对宋埠镇的封锁，刘邓大军终于发现，小保队的“窝点”就在这里。

1947年12月3日，刘邓大军的清剿行动正式展开。6纵围住了宋埠，实施了严格的包围。随着炮弹的轰鸣，小保队的防线很快被打破，尝试逃跑的小保队成员纷纷落网。经过清点，约有200人被打死或俘虏，但由于小保队分散隐藏在百姓中，真正的“小保队”成员并不多。最终，通过一系列辨认方法，大约2100名小保队成员被认定为土匪，随即被处理。虽然此举引发了舆论风波，白崇禧试图通过媒体攻击刘邓“虐杀”土匪，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刘邓大军别无选择，必须采取严厉措施。

清剿小保队的胜利，使得刘邓大军的威信大大提升，同时也为百姓带来了安慰和信心。尽管这一事件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它无疑是刘邓大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也为整个大别山地区的战斗带来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