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六月的最后几天，吴国公朱元璋正在建康府中接待一位身形憔悴的来访者——洪都（今江西南昌）千户张子明。张子明从洪都城出发，乘着小渔舟，在漆黑的夜晚悄然离开，白天则在暗处躲避敌人。他一路风餐露宿，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成功到达建康，将城内的紧急情况告诉朱元璋。

原来，陈友谅自四月底起就开始围攻洪都，两个多月的围困已让守军士气低落，几近崩溃。守将朱文正在无奈之下，决定派遣张子明前往建康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虽然听闻敌军强大，但依旧保持冷静。在了解了战局后，他安抚道：“让侄儿坚持一个月，援军很快就到。”

张子明回报说：“敌人虽强，但死伤也不少。江水渐退，敌军的大船已无法发挥作用，而且他们的粮草告急。如果能得到援军，我们必定能击败敌人。”朱元璋答道：“你回去告诉文正，再坚持一个月。援兵即将到达，不必担心。”—《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送走张子明后，朱元璋转身对谋士刘伯温说：“不听君言，差点失策。”随即命令正在围攻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徐达和常遇春立即回师，准备前去支援洪都。这一切的决策，源自几个月前的安丰之战。

上问

朱元璋的吴国公封号，最早由龙凤政权的皇帝韩林儿所赐。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颍州的韩山童和刘福通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元起义，虽然韩山童被捕牺牲，刘福通逃脱并成功起兵，这成为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开始。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立为帝，建都亳州，国号大宋，年号龙凤。龙凤四年（1358年），宋军攻破汴梁，韩林儿亲自率文武群臣返回汴梁，龙凤政权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北伐的接连失败，极大削弱了宋军的力量。至正十九年（1359年）八月，元军大将察罕帖木儿攻破汴梁，韩林儿在刘福通保护下撤退至安丰（今安徽寿县）。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派遣吕珍率十万大军猛攻安丰，刘福通紧急派人请求朱元璋支援。此时，朱元璋立即召集文武官员商议救援问题。朱元璋倾向于派兵援助，但谋士刘伯温坚决反对，认为此时贸然行动，容易引发更多的敌人围攻建康，形势极其危险。

然而刘伯温的建议并不符合实际。从军事角度来看，张士诚的兵力和战斗力远逊于朱元璋。而吕珍率领的大军虽然庞大，但只要徐达和常遇春率部出马，安丰之围必能轻松解救。而陈友谅若按兵不动，朱元璋则可以趁机集中主力，消除张士诚的威胁。刘伯温的真正意图，可能是出于对当时局势的权衡，也许他并不看好“龙凤政权”恢复后的前景。

在此背景下，朱元璋并未听从刘伯温的意见，而是决定亲自率军前往救援。根据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刘基曾劝朱元璋慎重决定，认为即使救出韩林儿，之后该如何处置仍是个问题。然而，朱元璋坚持认为，救韩林儿不仅是军事任务，更是政治责任。放弃这个机会，无疑会影响士气，甚至危及到未来的政治地位。

三月初一日

至正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朱元璋下定决心，亲率徐达和常遇春出征安丰。这一仗打得非常干脆，常遇春连续击败了吕珍的军队，为朱元璋扫除了障碍。当听说朱元璋已亲至安丰，庐州的红巾军将领左君弼出兵增援吕珍，但也被常遇春击退。最终，韩林儿和刘福通在朱元璋的护送下成功脱险，安置在滁州。朱元璋巧妙地避免了频繁与韩林儿接触的困扰，同时又保证了韩林儿的安全，彰显了他出色的政治智慧。

陈友谅的围攻

安丰之战胜利后，朱元璋的部署进入了新的阶段。陈友谅则未曾放弃，他在四月初发动了对洪都的全线围攻，欲一举解决朱元璋的后顾之忧。洪都城的守将朱文正——朱元璋的亲侄子，面对重围，迅速进行了部署。尽管敌军强大，朱文正依旧依靠两万精兵和一批悍将，顶住了敌人长达两个月的攻势。

庐州攻占与战略考量

朱元璋之所以未急于调兵救援洪都，并非他漠不关心，而是在战略上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判断。庐州是江淮地区的重要城市，掌控此地将为朱元璋提供更大的战略纵深，同时也是北伐的重要出发点。尽管洪都处于险境，朱元璋认为，借助庐州的攻势，彻底解决张士诚的威胁后再集中兵力迎战陈友谅，将是更为理智的选择。

不仅如此，洪都城的重修也充分考虑到防御陈友谅的大舰。通过将城墙迁移三十步远离长江，朱元璋有效避免了敌军使用舰船攻城的威胁。此外，朱元璋对朱文正和守军的信任，也在于他们之间的默契安排，明确知道即使遭遇困境，洪都至少能够守住两三个月。

结语

朱元璋在安丰与洪都两场战役中的决策，彰显了他深远的战略眼光。救韩林儿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政治信号，展示了他对龙凤政权的责任与承诺。同时，朱元璋通过精准的军事部署，避免了与陈友谅的直接决战，逐步削弱了敌军力量，为未来的鄱阳湖之战奠定了坚实基础。最终，这一系列的精妙布局，让朱元璋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围堵，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