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曾经经历过多个著名的大治盛世，比如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明朝的“仁宣之治”，以及清朝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等等。这些时期都以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闻名于世。

在这些盛世中，名声最响亮的莫过于唐朝的“贞观之治”。然而，若将这些盛世的具体成就拿出来细细比较，会发现“贞观之治”的实际表现似乎有些被过分神话了。它不仅难以与其他大治相比，甚至还不及东汉时期的“明章之治”。李世民自己也坦言：“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换言之，隋朝时期的粮仓储备足以支持全国五六十年粮食需求，而唐朝直到贞观十五、十六年才彻底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这一数字充分显示了贞观年间的国力与隋朝开皇年间存在明显差距。

那么，“贞观之治”真的只是被吹嘘出来的空中楼阁吗？显然不是。否则，李世民怎会获得“天可汗”的尊号？又怎会被后世誉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重要一员？下面我们具体看看李世民是如何开创“贞观之治”的。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土地资源是国家和百姓的根本保障。历史上每个王朝的衰败，往往都与土地兼并问题密不可分。唐朝沿袭了北朝时期的均田制，旨在合理分配土地，但实施过程异常艰难，主要面临两个难题：

第一是来自豪族集团的强大阻力。要真正实现均田，就必须从豪族手中夺回他们大量占据的土地。但唐朝的建立离不开关陇豪族的支持，李唐皇室必须与他们分享天下的利益。像长孙氏、独孤氏、宇文氏、于氏、裴氏、韦氏等名门望族，还有山东的崔氏、高氏、赵氏，以及为李唐建立汗马功劳的新贵族，都需要封爵安抚。结果，均田制不可能全面推行，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施行并加以限制。

第二个难点是土地资源与人口分布不均。贞观年间的均田制度规定，每位丁男可以分配一顷土地，但实际上人口在各地分布极不均衡。例如，关中地区人口稠密，土地不足，导致形成“窄乡”与“宽乡”的矛盾——即人口多而土地少的地方和人口少而土地多的地方不平衡。

面对第一个难题，李世民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严令地方官员清查土地，没收非法占有的土地；另一方面，将皇家自有的宫观地产释放出来，供缺地农民使用。针对第二个难题，他推出了多项配套政策，鼓励“窄乡”的农民迁往“宽乡”居住。比如实行“分房就食”政策，迁徙农民获得基本生活救助；相关官员“劝勉”有功，考功司会记录为政绩。同时，《唐律》新规中明确宽乡多占田、不及时耕种者不受处罚，迁居远方的农民享有免税政策：迁移一千里免税三年，五百里免税两年，三百里免税一年。官员若违反规定，则判处两年徒刑。

李世民执政二十三年，先后十三次颁布减免税负的命令，虽规模不大，但考虑到当时国力尚弱，这已属难能可贵。与减轻赋税相比，李世民更注重减轻徭役负担和鼓励农耕。隋炀帝因徭役滥征导致大量役工死亡，不仅减少人口，也耽误农时，对农业社会的打击极为严重。李世民对此深有反思，采取了“克己”的态度。

贞观元年，李世民原计划建一座宫殿，材料都已备齐，但考虑到徭役负担过重，最终放弃。贞观二年，朝臣提议建台阁，也被他坚决否决。为防止地方滥用徭役，他颁布了《营缮令》，规定大型工程必须先报尚书省批准徭役数量，官员若超过限额则以“坐赃论”处罚。贞观三年，李世民重振废弃多年的籍田礼，亲自祭祀先农，亲耕数亩，轰动全国。他还要求官员深入田间，接触农民，严打游手好闲之徒。为了不耽误农时，他甚至将大型国家典礼安排在农闲时节举行。

人口是社会繁荣的关键指标。隋末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唐朝建立时全国仅剩约200万户，折合约800万人。大量百姓逃亡北地，或被突厥、党项、薛延陀等部族掳获。贞观三年、四年、二十一年，李世民通过谈判和赎买，先后解救二百万百姓。为鼓励生育，贞观元年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子二十、女子十五为法定婚龄，生男孩者奖励一石谷物，还设有对官员的人口增长考核。诏书还规定对贫困一方给予婚嫁资助，类似官方帮助置办嫁妆或彩礼。李世民两次大规模释放宫女，这些返乡宫女也促进了人口增长。

贞观年间自然灾害频发，水旱交替。贞观十一年一场洪水，一夜冲毁六百户居民家产。官方加强水利管理，增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城设立都水监，将水利与水运分开管理，并颁布《水部式》为水利法规。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因未视察河道致使六百艘粮船停运被处刑。扬州大都督长史李袭誉引雷陂水，筑勾城塘，灌溉良田八百顷；沧州刺史薛大鼎疏通多条河流，解除水患，极大推动农业发展。

初唐刚从战乱中走出，民生凋敝。贞观四年关中地区获得丰收，而洛阳至泰山一带仍旧荒无人烟。贞观六、七年连续丰收，山东逐渐恢复生机。贞观十三至十六年，四年连续丰收，粮价大跌，盛世景象初现。李世民为此操心劳累，兢兢业业。

以上主要从经济和民生角度分析“贞观之治”，那么它与隋朝“开皇之治”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从人口和赋税两个指标做简单对比即可见端倪。

隋文帝即位时，全国人口713万户，约3101万人；隋炀帝时期人口增至891万户，约4602万人，增长显著。李世民登基时人口约300万户，至高宗李治时增长到380万户，增幅27%；换算成人口，贞观末期约为1520万人。隋朝田租每户3石，加义仓收储0.7石，总粮食年收入约3300万石。贞观时期田租降为每户2石，义仓收储采取自愿原则，年收入约600—800万石，远不及隋朝。庸和调赋税征收比例相近，不作比较。

由此看出，“贞观之治”与“开皇之治”在成果上存在明显差距，绝非同一量级。事实上，隋朝开皇时期耕地面积达19.4亿亩，创帝制巅峰，后世难超；唐朝直到开元时期才达14.3亿亩。

不过，不能简单以绝对数字判断“贞观之治”是否空洞。一个王朝的政绩需要看起点和增长率。隋朝是继北周后建立，北方虽有战乱但已渐稳定，农业生产较为正常，人口快速增长。唐朝初建时满目疮痍，隋末十年战乱导致人口减少约80%，经济基础几近崩溃。相比之下，贞观之治起点极低，直接拿它和开皇之治比显然不公平。

关于“贞观之治吃了开皇之治老本”的说法也不靠谱。粮食怎么可能储存五六十年不变质？史料记载，隋唐粮仓中粟米储存期有限，干燥地区粟9年、米5年，潮湿地区更短。按当时人口计算，即使粮仓满载，也不足三年粮食。李世民的话更像是比喻，意指若将那些年虚耗的粮食积攒起来，足够用五六十年。

此外，贞观时期战争频繁，李世民虽统一天下，但边疆冲突不断。隋开皇年间最大战争是灭陈，边境相对平稳。贞观年间则有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吐蕃、高昌回鹘、高句丽等多方入侵骚扰。贞观三年灭东突厥，八年灭吐谷浑，十二年抗吐蕃，十三年征高昌，十五年征薛延陀，十九年征高句丽及再征薛延陀，二十年征西域，二十二年与天竺发生小规模摩擦。这些战争动辄出动十几万至二十几万大军，历时数月至数年，极大消耗了国家人力物力。

因此，贞观之治是在极大压力和困难中推进，远没有开皇之治那般“从容自在”。而且，贞观之治为后来鼎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总体来看，贞观之治虽然成绩不算极其辉煌，但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能够达到这样水平，已经相当难得。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