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央通过全国广播公布了上海市新一届领导和各机关干部的任命名单。当时远在香港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听到名单中出现了一个特定的名字，立刻急忙通知他的帮众们：“大家给我老实点，千万别惹事生非。”

究竟是谁的名字让杜月笙如此警觉呢？

这个名字并非新任上海市长陈毅。虽然陈毅身为第三野战军统帅，掌管着数十万大军，名声赫赫，但对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青帮头目杜月笙来说，他的威慑力其实有限。

真正让杜月笙心生忌惮的，是另一个名字——陈赓。杜月笙可能对陈毅并不太熟悉，但对陈赓却极为了解。在新中国的广播中，陈赓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而这个职位在当时的上海，权力和影响力绝非等闲。

然而，陈赓此刻并不在上海，也根本不可能亲自去上海担任公安局长。当时他是第四兵团的司令员，正率领大军南下围歼白崇禧集团。他先后配合第四野战军解放广州，随后又挥师西进，解放云南，战事异常紧张。这样一个战场老将，怎可能抽身前往上海做公安局长？

那么，为何陈赓的名字会出现在上海的干部名单中，且还通过中央广播向全国公开？

这背后是周恩来总理的深思熟虑。当时，只有周恩来、陈云和陈毅等极少数领导人知晓真相。他们巧妙地借用了陈赓的名号，实际上并不打算让陈赓真的到上海执掌公安。

毕竟陈赓属于第二野战军的将领，而上海属于第三野战军的地盘，中央不会轻易打乱军队格局，放任陈赓“空降”上海，违背军区划分。

上海解放后，面临重重难题，其中最棘手的就是社会治安。在旧上海，帮派势力错综复杂，青帮头目杜月笙更是称霸一方，势力庞大得连蒋介石都十分忌惮。

蒋介石统治时期，为了稳定上海局势，不得不与杜月笙合作，争取他的支持。而如今共产党解放上海，如何迅速稳定秩序，依然绕不开杜月笙的影响力。

因此，中央想到了陈赓。

早在二三十年代，当党中央机关还设在上海，陈赓就曾随周恩来在这个充满白色恐怖的城市奋斗。周恩来非常器重这个机警过人、胆大心细的年轻干部，曾言他有潜力成为中国的“契卡”（捷克情报机关，意指顶尖间谍）。

中央特科成立后，周恩来任命陈赓为第二科科长，即情报科负责人，专门潜伏敌后、搜集情报。那个年代在上海搞情报非常艰难，须打通各种关系，应对复杂险恶的局面。

陈赓具备这种独特的能力，行踪神秘，出没无常，使国民党特务闻风丧胆。周恩来还派他去接近杜月笙，建立友好关系。令人惊讶的是，陈赓真的与杜月笙相处融洽，双方建立了某种微妙的默契。

渐渐地，上海的地痞流氓、三教九流都知道陈赓和杜月笙关系非同一般，见到陈赓都避之唯恐不及。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面临两难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如果离开，又该去哪里？他既不愿留在新政权下继续受限，毕竟黑帮头目的身份难以洗白；也不愿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他深知自己在蒋那里根本没有容身之地。

对杜月笙来说，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一旦利益消失就会瓦解；以权势相交，一旦权势消失也将一文不值。失去权力的他，在蒋介石面前不过是待宰的羔羊。

最终，杜月笙选择了香港。

虽然他人走了，但他庞大的帮派势力依旧留守上海，若让这些徒子徒孙们在上海闹事，局势恐怕难以收拾。正因如此，周恩来才安排陈赓名义上担任上海公安局长，用以镇压这些残余势力。

即使只是挂名，陈赓的名字就足以震慑那些社会顽固分子。

杜月笙更是从香港亲自发出紧急指令，要求帮众保持克制，不要制造事端，甚至呼吁他们配合“公安局长”陈赓，共同铲除国民党遗留的特务势力。

这就是兵不厌诈，陈赓的威名无疑成了陈毅市长手中一张重要的“王牌”，为稳定上海局势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