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的一个金秋时节，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陕北的会宁和将台堡两地成功会师。这场举世瞩目的会师不仅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行动圆满结束，也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迈向胜利的里程碑。尽管长征的辉煌胜利令人永远铭记和赞颂，但人们也不得不思考：当年红军为何要付出如此艰辛，发动这场漫长的远征呢？

提及红军长征，就必须谈到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极度仇视。历史评价中，蒋介石常被贴上“野心家”的标签，这也并非无的放矢。自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大权，他那从未掩饰的野心逐渐暴露无遗。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渴望独揽权力，面对红军势力日益壮大，自然将其视为自己最大的眼中钉、肉中刺。

当时的红军凭借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迅速发展壮大。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数不清的穷苦百姓成为他们坚实的后盾，使得红军的力量不断增长。正因如此，蒋介石在面对红军的崛起和外敌入侵的两难局面时，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日本侵略的威胁日益明显之时，蒋介石依旧坚持优先剿共，不惜耗费大量资源与红军对抗。

不过，蒋介石最初对红军的“围剿”行动并不顺利。那时，蒋介石背靠强大的美国支持，而红军则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援助。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借鉴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也为红军注入了强大动力，使其发展势头异常迅猛。

然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外国经验终究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俄国革命及莫斯科共产主义给红军带来了宝贵借鉴，但也存在局限。随着国民大革命的推进，中国的国内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封建王朝已被推翻，列强势力逐渐退出中国舞台，红军发展面临新的现实环境。

但身处遥远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并未及时洞察中国形势的转变，依然将中国视作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继续强调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主线，忽视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在共产国际支持力度减弱的背景下，红军的发展陷入停滞，迫切需要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

正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始终将红军视为眼中钉。他历经多年政治风云，性格谨慎多疑，深知“养虎为患”的风险。面对红军的困境，他自然不愿放过这次良机，誓要对红军实施致命打击，彻底铲除这一威胁自身统治的“心腹大患”。

然而，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却成了历史转折点。尽管我们常将红军的长征起因归咎于第五次“围剿”，并认为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客观而言，红军内部的“左”倾路线确实影响了战斗力，但这只是失败的部分原因。1933年9月，蒋介石针对中央苏区推出“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第五次围剿战略，这并非什么巧妙计策，而是基于他当时已经集结的50万大军的优势力量。红军正寻求突破，然而敌军力量强大，形势严峻。

在这一背景下，红军内部出现了盲目乐观的声音。由于此前快速发展，再加上蒋介石前几次围剿不甚成功，博古和李德等领导人变得自满，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现实，错误地认为红军战力足以轻松抵御国民党军队。

人一旦自满，危险就悄然逼近。尤其是在面对一只虎视眈眈、兵力强大的敌军时，这种态度无异于自寻死路。缺乏正确领导下，王明的“左”倾路线在红军中占据主流，导致红军在第四次围剿中屡战屡败，最终第五次围剿更是陷入败退。

此外，蒋介石多年的剿共计划也为他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回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选择对日妥协，集中力量“剿共”。他在庐山设立专门训练营，召开会议深入分析共产党战略，积极培养“剿共”精英。此次围剿动用兵力高达百万，其中半数直指红军。

面对红军强大的群众基础，蒋介石还采取了切断共产党与群众联系的策略，以孤立敌人。

此外，国际列强的支持也为蒋介石提供了强大助力。虽然列强动机复杂，但在抗战初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倾向于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派遣的军事顾问团，为国民党军队进行专业训练，使其战斗力大幅提升。

相较之下，红军的装备和训练远远落后。国民党军备不仅数量充足，质量也不断提高。得益于宋氏家族的财力支持和蒋介石时期的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蒋介石本人财富大幅提升，能够从欧洲购进大量先进武器。

其中，德国与蒋介石签订的外贸协定，以中国矿产资源换取军火，令国民党军备优势更加明显。红军在这种悬殊的实力面前，失败几乎是必然。

第五次围剿前，蒋介石与德国正处蜜月期，其首席军事顾问赛克特制定了“铁桶计划”——用密不透风的包围圈，将红军困死于江西瑞金。该计划要求围绕瑞金筑起三十道铁丝网、三十道火力线，并设立十轮卡车拦截，层层包围，一旦实施便无路可逃，意图彻底歼灭红军。

面对这种局势，红军仍采取“堡垒战、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的战法，实质上是消耗战。在兵力对比近5比1的情况下，红军资源匮乏，战线被压缩，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为了延续革命火种，红军中央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请求共产国际援助，二是进行战略转移。遗憾的是，共产国际的回应模糊不清，未能提供有效支持，红军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寻找生机，突破僵局。

不少人疑问：为何中央红军失利，其他红军部队也需跟进战略转移？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围剿压力波及整个革命队伍。中央红军作为中坚力量遭受重创后，川陕红军等其他地区部队也被蒋介石盯上，纷纷面临围剿。

为了避免孤军奋战，节约有限的革命力量，各红军部队选择汇合，凝聚成一股坚强的战斗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在遵义召开关键会议，深刻反思当前困难和存在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央的统治。这次“遵义会议”意义非凡，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虽然道路已定，但长征的过程依然艰难。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中，国民党围剿不断，我军战略由之前的消耗战转为灵活机动战术，穿插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河、强渡金沙江等战役，红军成功摆脱国民党追击，历时十二个月零两天，完成艰苦卓绝的长征。

正是由于一次“左倾”错误，红军不得不开始这场史无前例的长征。但正是这场长征，锻造了我军将士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时隔八十多年，这种精神依旧令人敬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