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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18日，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半岛的福罗斯别墅度假休息，忽然以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舍宁为首的代表团意外造访。这次突然的来访让戈尔巴乔夫立刻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双方刚一见面，舍宁便毫不客气地直截了当地表示：“你必须取消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或者将总统权力转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这番话言辞强硬，毫无回旋余地。

面对舍宁等人的强硬要求，戈尔巴乔夫坚决拒绝，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态度十分明确。

形势紧张下，舍宁等人只得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福罗斯别墅，防止他于8月20日返回莫斯科签署关键的《新联盟条约》。不过，舍宁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戈尔巴乔夫是故意不出来，他想在别墅里静观局势发展。”

舍宁一行人随后急忙返回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紧急召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及内务部长普戈等高级领导，召开了一场深夜紧急会议。

会议一直开到8月19日凌晨三点，为了防止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他们最终决定组建一个由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除了总统戈尔巴乔夫，这个委员会几乎囊括了苏联所有重要部门的顶级官员。

与此同时，亚纳耶夫通过媒体发布了《苏联领导人声明》，公开宣布：“因戈尔巴乔夫身体健康恶化，无法继续履行总统职责，国家正式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将驻守莫斯科街头维持秩序。”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苏联8·19事件”的开始！

尽管事件看上去像一次军事政变，军队在街头的行动却异常规范，甚至在交通灯前会有序停下，这一点也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相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取得成功。

然而，关键时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他不仅是《新联盟条约》的幕后推手，更是坚决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物。

正因为叶利钦的出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仅持续了三天便宣告失败，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从叶利钦的角度来看，他绝不允许任何高于自己的政权存在，意图削弱苏联体制，确保俄罗斯联邦成为主导力量。

面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举措，叶利钦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主动出击，率先采取行动。他亲自登上图曼装甲师第110号坦克，接受民众欢呼，发表了态度鲜明的《俄罗斯领导人告公民书》。

这份告公民书措辞激烈，直言：“苏联犯罪集团（指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非法政变，国家陷入非法状态。我们号召所有俄罗斯公民展开无限期的政治罢工，拒绝服从任何篡权者的命令，坚决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军事法西斯统治。”

叶利钦借助宪法武器回击，强调根据苏联宪法，只有总统有权宣布紧急状态，其他任何机构均无此权力。

从叶利钦登上坦克发动群众的那一刻起，局势发生了逆转，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陷入混乱，明显失去了主导权。

随后，委员会决定动用武力，计划进攻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逮捕叶利钦，但被大厦外围数万支持者堵截。因为叶利钦是民选总统，民众自然拼命保护他。

此时，苏联政治形势开始向叶利钦倾斜，他已经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8月20日原本是戈尔巴乔夫准备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关键日子，但他依然在克里米亚半岛休假。同时，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形成了坚固的人墙。

面对压力，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以武力强行逮捕叶利钦的方案，计划于8月21日凌晨3时执行。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然而突发的三名群众死亡事件改变了局势。为了避免流血扩大，亚纳耶夫等人放弃了武力方案，给了叶利钦喘息机会。

随后，驻守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的坦克被撤走，莫斯科街头军队也随之撤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治行动，至此以失败告终，仅维持了三天。

这些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多是戈尔巴乔夫的老部下，他们肩负着改革苏联的重任。但当改革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开始迷失方向，苏联解体的危机逐渐加剧。

为了维系苏联的完整，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8·19事件”，试图挽救已摇摇欲坠的联盟体系。但出乎意料，这场政变仅用了三天便功败垂成。

这场“8·19事件”本意是守护联盟的整体，却最终成为了加速苏联崩溃的催化剂。

随着莫斯科军队开始撤退，亚纳耶夫等人察觉形势不利，派人急赴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别墅，想要请戈尔巴乔夫回来掌控局面。

此时，福罗斯别墅内所有通讯恢复正常，戈尔巴乔夫通过收音机获悉了最新形势，立即命令守卫封锁别墅入口，禁止任何人进入。

与此同时，他拨通了美国白宫的电话，欲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展开对话。

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苏美关系开始悄然转变。戈尔巴乔夫上任初期推行激进改革，但效果并不理想。受冷战影响，尽管个人自由有所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却不断下降。

长期对抗西方，苏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军备竞赛，国家陷入疲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只有缓和与西方关系，摆脱冷战，才能推动成功改革，改善民生。

他制定了“外交新思维”，并于1987年签署《苏美中程导弹条约》，苏联销毁了1752枚导弹，美国则销毁859枚，显示双方一定程度的军备削减。

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与美国总统布什会面，以弱势姿态呼吁终止核武竞赛。马耳他会晤成为美苏关系改善的转折点，形象地被称为“美苏冷战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被埋葬”。

从美国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极大符合其利益，降低了苏联威胁，美国因此支持其改革。

然而，尽管核武数量减少，军队裁减，但苏联在许多领域对美“让步”引发民众不满。

马耳他会晤后，苏美关系日益亲密，老布什多次公开赞扬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并全力支持苏联改革。

“8·19事件”发生后，老布什迅速发表强硬声明，严厉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血腥镇压”。8月21日清晨，他还主动致电叶利钦，叶利钦透露了即将采取的行动计划。

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出克留奇科夫等人前往福罗斯别墅接戈尔巴乔夫，但叶利钦抢先一步，派俄罗斯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赶赴克里米亚，成功先行接回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将行动计划告知老布什，意图借助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获得外部支持，这是他战胜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自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以来，他就进入了美国视野。

1990年6月12日，叶利钦上任首日便签署《非党化总统令》，禁止苏共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企业活动。

在这一背景下，叶利钦成为反对苏共政权的旗手，一个月后赴华盛顿拜访老布什。美国对其削弱苏联政权的态度极为欢迎。

戈尔巴乔夫被舍宁、亚佐夫等人软禁福罗斯别墅时，叶利钦成为唯一能抗衡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美国的支持也随之倾斜。

叶利钦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8月22日凌晨2点，叶利钦派出专机，顺利将戈尔巴乔夫接回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一度欣喜若狂，却未料到叶利钦将其带回莫斯科后，并未助其稳固总统地位，反而将他送上政治生涯的终点。

按照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命令，立即逮捕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副总统亚纳耶夫、中央书记舍宁等人也在逮捕名单上。令人惊讶的是，逮捕令由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发出，尽管俄罗斯只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戈尔巴乔夫对此选择无视，任由俄罗斯联邦机构逮捕苏联高级领导人。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回到莫斯科，一切会恢复正常。于是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忙于签署人事任命，却未料算盘落空。

当天白天，叶利钦在莫斯科红场举办了主题为“悼念8·19事件遇难者”的集会，吸引约20万群众参加。

他现场悬挂了白蓝红三色旗，庄重宣布：“我们阻止了政变，俄罗斯联邦决定采用沙皇俄国时代的三色旗作为国旗。”

虽然戈尔巴乔夫名义上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但叶利钦已掌控实权，他的举动昭示着权力的转移。

随后，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上公开羞辱戈尔巴乔夫，彻底将其赶下台。

8月23日上午，应叶利钦邀请，戈尔巴乔夫出席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叶利钦宣布“禁止苏联共产党的全部活动”，此举直指戈尔巴乔夫。

在会议上，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签署该禁令，戈尔巴乔夫面露茫然，完全不明所以。

在压力下，戈尔巴乔夫次日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解散苏共中央。叶利钦随即下令封锁苏共中央办公大楼和财产，牢牢掌握局势。

这场政治风暴仿佛在悄无声息中完成，莫斯科未受明显影响。

苏共中央解散意味着苏联解体步伐加快，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纷纷宣布独立。

至此，苏联名存实亡。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不愿见证苏联土崩瓦解，立即起草《经济共同体条约》，希望加盟共和国维持松散联盟关系。

虽叶利钦签署条约，但背后却与白俄罗斯总统舒什科维奇、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联合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正式宣布苏联终结。

作为所有加盟共和国国际法主体的苏联，随着《别洛韦日协议》的签订，解体已箭在弦上。

回顾苏联解体过程，可以看到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交织的复杂局面。在这场权力角逐中，戈尔巴乔夫最终败给了叶利钦，他意识到退位已成必然。

1991年12月25日，西方传统圣诞节之夜，力不从心的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宣布辞职，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