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住在日本九州福冈县筑前糖屋郡志贺岛的农夫甚卫兵下，某天在岛西南海岸一块大石头下偶然发现了一枚金印，这一发现惊动了整个地区。这枚金印的尺寸为长宽2.3厘米、厚度0.8厘米，印台上雕刻着蛇形的印钮，印文正面使用了隶书体刻有五个方块字。虽然甚卫兵下并不识字，但凭借直觉他感到这件物品似乎非同寻常，于是将它上缴给了当地官府。经过一番鉴定，官府确认这枚金印上的字是汉代隶书，刻的是“汉委奴国王”五个字。

日本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历史上几乎没有文字记录。虽然早期日本岛上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但日本文字的出现相对较晚。由于日本地理上孤立，与周围国家接触较少，加之古代没有文字，导致日本的上古历史成为了一本无法考证的“迷雾账”。

日本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包括来自东北亚的游牧民族、古代中原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还有少数马来人，这些人群经过长期的融合，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日本民族。大约在公元前12000年，日本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的“绳文时代”，这个名字源自当时日本人制作的一种特殊的绳文陶器。

公元前1000年左右，随着中国稻作农业技术的传入，日本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弥生时代。随着农业的发展，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步从原始部落向更加复杂的阶级社会过渡。进入弥生时代后，日本与中国的交往逐渐频繁，并且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陶器、铁器、青铜器开始广泛传播，而日本人也学会了种植水稻、养蚕、织丝，并逐步发展起了商品交换。爱知县朝日成为了弥生时代日本最大的交易中心之一。

在中国的两汉时期，日本各部落之间逐渐建立了同盟关系，形成了多个小王国。得到汉朝的扶持后，伊都国和奴国成为了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文字也开始有了雏形。

关于日本文字和语言起源的传说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传闻在西汉时期，一些日本人常在中国东南沿海偷偷登陆，潜入居民区，窥视当地人的生活，甚至骚扰他们。因此，中国人称这些人“倭寇”。然而，这些倭寇在骚扰的同时，也开始模仿中国人的发音，慢慢学会了一些日常用语和称呼。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人接触并逐步学习了“字”的概念，进而将文字引入了日本。

由于古代日本没有文字，许多历史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传说保存下来。这枚金印的发现，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政府不仅在金印出土的地点竖立了石碑，刻上了“汉倭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的字样，还将其定为国宝。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枚金印依然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古董之一。

随着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福冈市政府于1984年制作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复制品，专门赠送给陕西省博物馆。日本方面自信地表示：“即使是复制品，它也能与陕西省博物馆内的珍藏媲美。”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日本对这枚金印的重视，而这枚金印在中国史书中也有明确记载。

《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倭奴国王遣使来献贡，“使者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帝给予了倭奴国王印绶。这段记载中的“印绶”，正是指这枚金印。

著名日本史学家井上清通过考证认为，日本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之间，受中国影响逐渐进入农业和金属器时代，而作为一个国家的雏形，日本国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才正式形成。在此之前，日本的各个小国与中国的交往主要以朝贡为主，换取铁器、丝绸、玉器等物品，同时这些小国的统治者也被汉王朝赐予国王称号。“倭奴国王”的称号便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至于为何加上“汉”字，井上清的研究认为，这正是光武帝刘秀视倭奴国为东亚的藩属之一，因此在颁赐印绶时，特意在“委奴国王”之前加了“汉”字，以表明这种藩属关系。而日本学者冈崎敬则指出，这枚金印应该还应有一个“印”字，因为东汉时期其他藩属国的印章通常都会刻有这个字，只是这一枚金印在制作时省略了。

学术界普遍认为，“倭”字在汉代并没有贬义，甚至在《诗经》中就有“倭”字的出现，且古人也曾以“倭”为名。倭国自称为“倭奴国”时，日本人民似乎并未有太多异议，或者即使有意见，由于当时日本尚未有文字记录，这些意见也没有传承下来。也有学者认为，“倭”在日语中的发音与“和”相似，可能因此导致了汉朝人将“和”字与“倭”字混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东北亚封贡体制的逐步形成和扩展，东汉时期，日本已经成为这一体系中的一员，其他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和政权也逐步被纳入其中。汉朝通过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外交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了对外臣国的封号和权利。

然而，进入了东汉光武帝时期，随着汉朝的国力增强，逐渐加大了对这些藩属国的管理。东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这枚金印，正是象征着倭奴国在中原王朝体系中的地位和对汉朝朝贡的正式承认。

尽管有些日本学者认为这枚金印可能是江户时代伪造的，但通过对金印成分的科学分析，石川日出志等学者证实了其为东汉时期的真品。这些金印的成分、雕刻技法以及历史背景，都证明了其历史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