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竭尽全力，凭借自身的智慧与策略，在位长达24年，力求通过巧妙安排权力格局来确保西晋江山的长治久安。然而，他显然高估了后代继承者的能力，最终，西晋在接下来的几代领导人手中走向衰败，无论是皇帝、皇后、还是大臣、诸侯王，几乎无一称得上称职。

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五胡乱华，司马家族的声誉急剧下滑，过去的光辉岁月被彻底掩盖。司马懿家族三代人凭借27年的努力，终于从曹魏手中夺取了政权，尽管其手段极具争议，甚至令人不齿。历史总是偏向胜者，但若西晋能够在百年内稳定繁荣，没有八王之乱的动荡和五胡乱华的侵袭，司马懿及其继任者的历史评价可能会截然不同。

公元266年，司马炎终于建立了晋朝，然而，这一江山的根基依然脆弱。外部威胁虽不强大，东吴孙皓及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等势力远不足以对晋朝构成致命威胁，但内忧却愈加显现。西晋的统治基础过于薄弱，导致了国家早期的动荡和内讧。

西晋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西晋的建立并非源自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人的卓越战功与治理，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复杂的阴谋和权力斗争之上。曹操和司马懿虽然同为“权臣”，但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曹操通过自己的打拼，才建立了曹魏政权，东汉末期若没有曹操，汉献帝恐怕早已丧命。东汉国运将尽之时，正是曹操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为东汉政权争取了几十年的延续。

相比之下，司马懿及其子孙的创业方式明显不同。司马家族并非依靠战功立国，而是通过阴谋手段从曹魏手中夺取了政权。曹魏在这时正处于国运亨通、经济繁荣、民生安稳的局面，虽然当时皇帝年纪尚小，政权的控制力较弱，但并不代表政权的危机。司马家族的建立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忠诚支持，导致了西晋建立时缺乏一支强大且忠诚的班底。既然司马家族本身并非忠臣，凭什么要求他人效忠呢？

此外，司马炎本人的资历也远远不足以驾驭群臣。尽管他通过与士族的联姻与权力交换，获得了短暂的支持，但并未真正赢得所有大臣的信任。司马炎的继位完全是基于“嫡长子”的继承权，而非任何突出功绩。在西晋建立之前，司马炎并没有显赫的战功，也不是群臣的首选。因此，即便他身为帝王，许多大臣仍然对他的领导心存疑虑。甚至在后期，司马炎提出的南征东吴计划也几乎遭到了群臣的反对，除了少数人如杜预、王濬等支持外，其他大臣对这种计划充满不满。

在司马炎的统治期间，他虽然力图稳定政权，但并未能够有效地控制朝廷的腐败。一般而言，开国之君会推崇节俭、以身作则，而司马炎却选择了纵容门阀士族的腐化，甚至默许他们奢靡生活，陷入了社会的奢华怪圈。这些门阀士族如石崇、王恺等人，若身处其他朝代，早已被清算，而司马炎却选择纵容他们，甚至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斗富行为。对司马炎来说，这些腐败行为虽然严重影响了国家政治的清明，但也许是他无法避免的“妥协”。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司马炎继续拉拢士族，尽管这种策略的效果有限。与赵匡胤建立宋朝时的做法类似，司马炎试图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来安抚士族，避免过多的武力冲突和权力斗争。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虽被认为是智谋之举，但也有其局限性。如果赵匡胤的后继者没有妥善管理国家，宋朝的命运也可能像西晋一样，迅速走向灭亡。

司马炎面临的困境也不止如此。他深知自己的继承问题极为棘手，自己无力直接传位给更具能力的儿子，且必须应对来自司马攸等人的挑战。为了维护西晋的稳定，司马炎将权力格局巧妙调整，利用婚姻与政治手段，将司马攸的支持者逐步分化，最大限度减少了权力斗争的风险。

然而，尽管司马炎设计了如此复杂的权力结构，西晋的根基依然过于脆弱。继位的司马衷无能、软弱，甚至连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司马炎虽然有心确保权力稳定，但最终仍无法克服后继者的无能问题。与他一同辅政的外戚、宗室与大臣虽各有其势力，但并未形成有效的合作，最终导致了西晋权力的失衡和朝廷内外的动荡。

公元290年，司马炎去世，西晋迅速陷入了更深的内乱。八王之乱的爆发虽然从朝廷斗争开始，但迅速波及全国。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太子司马遹的被杀，失去了继承者的西晋彻底暴露了政治空虚，使得诸侯王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溃。贾南风、司马伦等人的短视和懦弱，使得原本可以通过集中力量稳定政权的机会丧失，西晋也因此错失了自我拯救的时机。

如果说司马炎在历史上有过错，那就是高估了后继者的素质。他的治国策略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关键时刻，西晋的继承体系和权力结构未能产生足够的政治智慧与合力，最终让整个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