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建中四年的时光仿佛被诅咒一般,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离奇的兵变事件。最初,泾原军因不满恶劣的伙食条件,悍然发动叛乱并占领了长安,唐德宗被迫逃亡至奉天。紧接着,作为平叛大军主力的朔方军也发生了叛变,唐德宗再次被迫逃至梁州。
自安史之乱后,朔方军一直是朝廷最倚重的边防部队,历任的节度使中,名声最大的当属郭子仪。值得注意的是,郭子仪去世不过才两年,朔方军为何会反叛呢?
与泾原军士兵无计划的哗变不同,朔方军的反叛其实源自节度使李怀光的蓄谋已久。这一转变之快,令人感到措手不及,而背后的原因又显得极为荒唐。
唐朝的李姓将领大多并非汉族,而是来自于不同的胡族。比如,契丹人出身的李光弼、李怀仙,高句丽人李正己(李怀玉),奚族人李宝臣,粟特人李国臣,沙陀人李克用等。李怀光便是渤海靺鞨族的后代,先祖为柔然人,原姓“茹”,因父亲立下赫赫战功,被赐姓李。
李怀光少年从军,早年在朔方军郭子仪帐下服役,并因才能出众深得郭子仪的信任与提携,逐步晋升为邠、宁、庆三州的都将。郭子仪退役后,朔方军被分散,李怀光先后担任了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泾原节度使和朔方节度使等职务。
在泾原兵变爆发时,李怀光正在河北征战,得知皇帝危在旦夕,便急速率军赶往救援。由于当时道路泥泞,李怀光冒着艰难险阻带领军队横渡蒲津渡河,成功击败敌军骑兵,并直奔奉天,成为第一支及时赶到的勤王之兵。
当时,叛军进攻十分猛烈,离唐德宗仅剩几步之遥,几乎随时可能致命。唐军兵力空虚,已经与叛军激战一个多月,快要支撑不住。李怀光的及时到达,成功扭转了局势。叛军在李怀光的打击下被迫撤退,奉天得以保全。
唐德宗终于得救,李怀光得意洋洋,期待皇帝的召见,然而却等来了一道诏书,命令他乘胜追击,恢复长安的失地。
李怀光感到极为不满:难道我为国家冒死而来,却连一点奖励都没有?只是口头表扬几句就算了?我有许多话要跟陛下说呀。
他心中积怨,言辞犀利,直言不讳:天下动乱,正是因为卢杞、赵赞、白志贞这些奸臣的所作所为,等我见了皇帝,我定要请求铲除他们。卢杞,曾为李林甫、杨国忠、元载等奸臣之后,依仗权势,害死了许多人。赵赞是卢杞的党羽,推行苛政,百姓苦不堪言。白志贞则是导致禁军崩溃的罪魁祸首。
这些话李怀光一边抱怨,一边把气愤撒向朝廷,没想到他的话很快被卢杞听到了。卢杞忧虑,若李怀光见皇帝后,控诉自己,岂不是大祸临头?于是他向唐德宗进言:“叛贼已然胆寒,当前若拖延,反而可能给叛军喘息之机,事态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唐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立即下令李怀光继续追击。
李怀光心有不甘,带着满腔怨气进军到咸阳后便停下了。他不断向奉天发出奏折,抱怨不断。直到这时,唐德宗才了解情况的真相。稍后,李晟也从河北赶来,与李怀光会师,叛军首领朱泚趁此机会准备反扑。
李晟与李怀光商讨战事时说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若贼寇还困守在长安宫殿,我们反倒难以攻克。现在,他们主动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天赐良机,咱们可以一举歼灭。”然而,李怀光却以军饥马困为由推辞,并表示:“我军刚到,饿得不行,暂时不能出战,等我军恢复之后再说。”李晟无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好战机错失。
唐德宗得知李怀光的固执后,心中不禁有些焦虑。为了安抚李怀光,他进一步加封了他的职位,甚至赐下了“铁劵”——一种象征着免死权的荣誉。
然而,李怀光对此并未感到满足,反而当场将铁劵摔在地上,愤怒地说道:“以往只有那些谋反的臣子才会得到铁劵,现在赐给我这东西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让我谋反吗?”唐德宗听了心中一震,感到无比错愕。
陆贽建议唐德宗,让李怀光与李晟等军队分开,以防万一李怀光发动叛乱。但唐德宗又因顾及李怀光的情绪而拒绝了这一提议。不久,李晟擅自将营地迁至东便桥。
果不其然,李怀光果断反叛,先吞并了阳惠元与李建徽的部队,杀害了阳惠元一家,李建徽则带着部队勉强逃脱。他宣称自己将与朱泚联合,反攻奉天,唐德宗大惊失色,连夜逃离奉天,向南奔赴梁州。
李怀光的叛变看似无理,仿佛一个情绪化的少年,为了一己之私而失去理智,令人难以理解。泾原兵变的发生也是如此,一群士兵仅因伙食不佳就愤怒攻占了皇宫,而朱泚竟莫名成为“皇帝”。这些看似荒诞的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唐朝根本的三大顽疾。
唐玄宗时期,过度崇尚武功,武将的地位日益上升,藩镇势力逐渐膨胀,最终酿成“安史之乱”。为了平定叛乱,朝廷不得不依赖武将,这也让武将的权力变得愈加庞大。即使叛军被平定,武将的势力却逐渐无法遏制,甚至藩镇割据现象愈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面临着文官与武将之间的巨大矛盾,文官集团的党争不断影响朝政,直至今日仍无法调和。唐德宗期望恢复文治,但此时的唐朝却已经陷入了文官与武将之间的恶性循环。
李怀光的叛乱,虽然是一场短暂且冲动的冒险,却暴露了唐朝的深层次问题。武将们虽然有军事才能,却缺乏政治智慧,动辄以反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最终导致了自己走向灭亡。李怀光的反叛,最终因为自负和冲动,没能获得应有的支持,走向了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