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历史中的悬疑案件——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之死。

这起事件发生在唐朝晚期，是一起灭门惨案，而关于凶手的身份，至今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

张淮深是谁呢？他是归义军的第二任节度使。

说到归义军政权，很多人可能并不陌生。安史之乱后，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沦陷于吐蕃之手，局势变得非常复杂。

多年之后，唐朝政府对恢复河西地区的希望逐渐消失，而当地的敦煌百姓依然心系大唐。在张议潮等地方豪强的带领下，民众起义，成功将吐蕃占领者赶走，重新将敦煌及周边地区归入大唐版图。

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也让唐朝当时的政府感到极大的欢喜，仿佛是一场意外的“胜利”。

不过，要理解唐朝政府的心态，首先得认识到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为了朝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对于唐朝而言，敦煌地处西域，遥远且孤立，而张议潮掌握着强大的地方势力。唐朝朝廷自然担心这股力量会发展成新的割据藩镇，威胁到中央的控制。因此，这种潜在的威胁让唐政府始终心存疑虑，而这些矛盾在张淮深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张淮深是张议潮的侄子，他的父亲是张议潮的哥哥张议潭。唐政府对归义军的信任程度一直较低，张议潭和张议潮早就对此心知肚明。为了赢得唐朝的信任，张议潮采取了许多措施。他首先将自己的哥哥张议潭送到长安做人质，而后，他亲自前往长安，得到了司徒一职。表面上看，这是荣耀的加冕，实际上却是一个被架空的职务。在他离开时，他将事务交由侄子张淮深代理。

张淮深继任节度使之后，足足二十年未能获得朝廷的正式承认。尽管他在对外战争中屡屡立下赫赫战功，抵抗吐蕃、回鹘和南山等势力，但因未获得节度使的旌节，他名不正言不顺，内部的地位也变得非常不稳。

张议潮虽然获得了正式的节度使职位，但张淮深始终没有这个正式名号，这让他感到十分焦虑。唐政府拿此事对他进行压制，也让归义军内部的矛盾愈加激烈。

在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斗争后，张淮深终于在文德元年（888年）获批了旌节，正式获得唐朝的认可。然而，早在之前，他就迫不及待地自封为“河西节度使”，却始终未能得到唐政府的承认。

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让这一切的历史变得扑朔迷离。大顺元年（890年）二月二十二日，沙洲城内发生了剧变，张淮深与妻子陈氏，以及他们的六个儿子在一天之内全部丧命。至于凶手是谁，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从张淮深的墓志铭来看，文中回顾了他的旌节之路，并提到他在大顺元年二月二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妻子与六子一同遇难，且合葬于一处。墓志铭中提到的“竖牛作孽，君主见欺”似乎隐晦地指向了某种幕后黑手，但并未明确表明凶手是谁，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针对凶手的猜测，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看法：

首先，有一种说法认为，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最大的嫌疑人。张淮深死后，索勋支持张议潮的儿子张淮鼎（但他并无实际权力），自己则把持了大权。最终，索勋被张议潮的十四女带领的张家势力所消灭。日本学者藤枝晃和向达等人均认为索勋是凶手。

其次，也有观点认为唐政府可能与此案有关。唐朝政府长时间通过旌节的控制，防止归义军成为新的割据藩镇。学者孙修身提出，张淮深曾涉及李茂贞和朱温等中原的政治事件，这引发了唐政府的不满。荣新江则否定了这一说法，但他指出唐政府对张淮深灭门事件的冷漠态度，使得这一观点仍具合理性。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凶手是张淮深的儿子或庶子。有学者认为“竖牛作孽”指的是不孝的子嗣，或许张淮深的庶子张延思和张延嗣与此案有关。

关于这一事件，历史上没有定论，这也正是它成为悬案的原因之一。学者们的各种推测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真相依然不得而知。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遇到某些讲史者信誓旦旦地给出一个明确结论，那很可能是为了提供情绪价值，而非真正的学术分析。

张淮深死后，张淮鼎继位，但由于政权十分不稳，他在位不过一年多就去世，最终归义军的权力掌握在索勋手中。凭借他的战功和在瓜州的威望，索勋得到了唐朝政府的正式任命，并继续维持归义军的军号。此时，归义军的战略重心转向了西方，唐朝政府对此也有所放心。

景福二年（893年），张议潮的十四女（陇西张氏）带领张家族人发动政变，斩杀了索勋，夺回了政权。敦煌莫高窟的第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记载了这一事件，称张氏“力保嫡男”，扶持了张淮鼎的儿子张承奉继位。尽管如此，实际掌握权力的却是张氏家族，她自己实际上是垂帘听政，而张承奉的地位非常微弱。

三年后（896年），张承奉发动政变，获得沙洲大族的支持，推翻了张氏家族的四个儿子，并将他们处以极刑。张家因为曾经支持过张承奉，虽然被剥夺了权力，但并未遭到彻底清算。张氏家族的老母亲最终度过了余生，靠抄写经文来安慰自己。

张淮深之死不仅是一个历史悬案，它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深刻地影响了河西地区的历史走向。